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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化與走鋼線的中國電影 訪First青年電影展主辦者(文:何阿嵐) (17:30)

中國電影現今帶着不同面貌。

根據資料顯示,中國電影銀幕總數已由2017年的5萬上升至2018年6萬,商業大製作超過億元成本,單單是中國內地市場又可造出609億人民幣票房。過去,我們會難以想像會有像《我不是藥神》這樣的作品,猶如猛獸一樣告知這是全世界最大的電影市場。走獨立或藝術形式的電影總在國際性電影節的不同單元上佔一席之位,亦有部分作品可回去在院線上映,我們似乎見證了中國電影走向市場化,以資本導向的時刻。

隱憂不是沒有,銀幕多少沒有令觀眾有更多選擇,而2017年實施的《電影產業促進法》(下稱《促進法》)表面上是開放拍攝和放映的限制,實際官方由創作劇本階段就可以「管制」,就算拍好後也要面對大量修改、剪接。在這樣的製作環境下,又會產生怎樣的作品?藉着First青年電影展的負責人到香港出席活動,希望借由局中人了解更多。

推動中國電影的產業平台

但為什麼是First青年電影展(下稱First)?

2011年起,每年7月底在青海省西寧舉行的電影節,近年來成為中國新生代電影人追捧的對象,不只因為選映的不少電影沒有「電影公映許可證」(即所謂龍標)的,近幾年間他們針對新電影的投資平台吸引中國多間大型電影公司,開設的訓練營會請來蔡明亮與貝拉.塔爾(港譯陶爾.貝洛)等知名導演,在台灣金馬獎上獲得最佳劇情片的《八月》、《大象席地而坐》的創作者與First不無關係,這似乎代表着新一代中國電影人如果要攝製作品必經此台階。「確實不止是一個電影節,也是一個產業平台,擔當起推動中國電影的責任。」李子為是First的行政總裁(內地稱為首席執行官),舉止談吐熱情又有煽動性,總是自信地表現出對First各種發展的期盼,First可以是這樣,可以是那樣,在她言談間是一個具開放包容的平台,她形容這First是一個很年輕的電影節,「只有13年的時間,還要給她時間成長。也不單電影節,觀眾、市場環境都需要一些時間改變」。她說First也有普遍電影節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面,選映作品,競賽,推薦入選電影海外的電影節,但談論得最多還是創投的部分,電影展如何針對新導演的創業投資項目等的幫助,2012年起首設長篇電影競賽項目後的現况。First如今踏上了正在不斷膨脹的電影市場發展快車,配合大量人才需求的市場和制度需求。

但究竟中國電影在怎樣的轉變中,想到幾個例子,時間回到First成立的那一年,從地下走到地上的賈樟柯帶着他得到威尼斯金獅獎的獨立製作《三峽好人》走入院線上映,同時間,第五代導演的代表人物張藝謀拍成了古裝商業大片《滿城盡帶黃金甲》,後者被指摘上映排片嚴重排擠其他電影,媒體也愛以藝術片和商業片為名將兩者表現得大衛勇戰歌利亞一樣。如今電影產業不單能吸納賈樟柯等過去的獨立電影人,賈也以8000萬成本拍出他的《江湖兒女》,在訪談中,賈樟柯自言電影工作者是市場產物,更自視是產業中的一員。

另一個例子是在First得獎的紀錄片《四個春天》,這一部曾經在港放映的作品,是導演陸慶屹前後4年時間在農曆新年期間拍攝父母生活日常再剪接而成,平實的生活紀錄,在電影節期間引起觀眾好評,但過去幾年能夠走入商業院線的紀錄片與中國的國家政策不無關係,例如連成龍都讚好,得到國家全力支持才可上映長達三個多月的《厲害了,我的國》,就是為了宣傳習近平思想而來。《四個春天》主要是依靠網絡上的觀眾口碑,還有明星推薦走出了電影節範圍,成為少數能商業發行的紀錄片,雖然不會有上億的票房收入,對李子為而言也反映中國電影市場改變的指標。

當成最後一次電影節來辦

在李子為眼中的其中一個轉變是近年一部新人創作電影從約200萬左右成本,到今天的創投項目都需要六七百萬資金,以至上千萬的資金來完成。當然亦有少數低成本作品能吸引片商買走並發行,例如恐怖電影《中邪》或是魔幻寫實色彩的《北方一片蒼茫》,但進入市場的前提就需要將作品的質素提升,「創作者也不應該被資本帶着走,他們要很了解自己想達到的目標和方向。First也是一個尋找觀眾的平台,未必每一部作品都適合在電影院上映」。

在官方打壓下,近10年幾個重要的民營電影節,包括雲之南紀錄影像展、重慶民間映畫交流展和北京獨立電影節都無法存活,這些都是針對獨立和地下製作的電影展,除了First之外。或許種種與市場配合的變化,是依然能走下去的主因。

「我們從求變中生存下來,她也一直在變,今年將會有更大的變化。」但李子為並沒有答到究竟有什麼改變。

First創辦人宋文笑得響亮,因為主競賽片當中絕大部分作品沒有拿到「龍標」,一直引起外界對First的擔憂,他對這個每一年都會發生的「技術問題」面臨被當局取消資格的傳言當作笑話。「今年我們還會在西寧,每一年都會有人問到是不是無法再辦下去,但想想,將每一次當成最後一次來辦也很好。」

如果說李子為集中於內政,那麼宋文將對電影展理念處處推廣,「專注做處女作的電影展也不止我們這一家,First對我們來說是鼓勵大家拿出自己的第一次,人生的第一次是很有意義的」,宋文身兼多職,電影展負責人、監製等,他在上年終於完成了首部劇情長片,也面對中國新導演們一同經歷的急速變化的電影市場,還有審查制度。

現在中國內地實施的《促進法》,不單是觀眾看到電影片頭的「龍標」,背後還有多重的審查方法。簡單來說當一名新導演與製作公司從開始拍攝計劃前就需要將劇本提交當局,就算是外國電影在中國的地方拍攝都必須經過審批,到剪接混音的階段,當局亦會再次審批內容,如對情色、過分暴力,以至對國家不利的畫面都會被刪走,過關後,還有最後一關,就是關於放映上的技術審查,上文提到的《四個春天》因為製作條件簡單,以至在正式公映前需要重新後製,美其名將每部電影的質素提升到電影院可以放映的條件,未取得電影公映許可證的電影,不得以任何形式(互聯網、電信網絡、廣播電視等信息網絡)發行、放映、傳播,更不得製作為音像製品,更會影響創作人未來的拍攝計劃。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電影製片曾對我說:「審查員比影迷更像影迷,因為電影每一個畫面細節都要被看透。」

能否上映的兩種理由

「有審查制度不是壞事,伊朗也有審查制度,不是還有很多好電影嗎?美國也是有他們的審查制度,也特別針對過分的色情暴力。」如果依照宋文的說法,只要在審查制度上,借由電影分級制度來將觀眾分類出來就可以劃分出色情暴力等電影,但可惜的是由《促進法》討論階段前,多次有人提出應該建立分級機制來處理電影中的色情暴力問題,但是直到現在仍然沒有動靜。

今次First在香港的放映活動中,原本選映了上年度的最佳劇情片《郊區的鳥》,同樣因為所謂「技術問題」而取消放映,電影獲獎至今都未獲得「龍標」,「內容上沒有審查上的問題吧?電影又沒有涉及政治,最多是說藝術技巧上不易讓人看懂」。宋文說。《郊區的鳥》講述兩條平行時空下的故事,一邊關於一群郊區小學生正在搜尋失蹤同學,另一邊是一隊工程師正在調查地面沉降,風格集近年藝術電影方式,導演仇晟在電影敘事手法上是近年中國電影少見,以致得到國外影展認同,電影近期也將會在美國的藝術院線上映。

《促進法》中提及將審查制度設立上訴機制,似乎是為了提高透明度,但當局亦可以不同理由,突然收回「龍標」,有部分原因與政治局勢亦有關,例如在兩會臨近期間,或是與周邊國家的關係等等。

「中國電影上不上映,可以有兩種理由,第一,電影產量之多,未必所有電影都合適在戲院上映,也因為市場條件限制不利發行,但也可以選擇在網絡或者電視上放映,甚至只在電影節上放映,好像近年有不少電影都選擇在Netflix發表。另一種是在嚴格的審查環境下,一部電影犯了不能做的事。至少需要列明清楚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我只希望能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來作為指導。」

但作為外人,一部電影為何突然取消放映,一切都只能推測。

作者簡介:香港人,寫電影事為業。

(原文見於2019年3月23日明報世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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