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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流浪地球》看大陸電影在香港的票房(文:李立峯) (09:00)

中國「第一部科幻大片」《流浪地球》在農曆年間於內地上映,成為賣座冠軍。到3月中,該片累計票房達46億人民幣以上,成為中國大陸歷史上票房第二高的電影,僅次於前年的《戰狼2》。不過,跟《戰狼2》一樣,《流浪地球》的票房成績在大陸和香港有很大反差。根據網站資料,《戰狼2》的香港票房只有約700萬港元。《流浪地球》在香港上映首兩個星期,票房收入為300多萬港元左右。

本月初,《環球時報》一篇評論文章討論這個現象,文章指向香港電影院的放映安排,例如《流浪地球》在香港沒有跟隨大陸在新年期間同步上映。上映日期和安排,的確是影響電影票房的眾多因素之一。但現在問題不是為什麼《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收不了幾千萬票房,而是連1000萬元的關口也過不了,那就不能單從放映安排解釋了。

電影生產者設法應對「文化折扣」

《環球時報》的文章也提到「文化差異」。籠統地說,這當然是對的。媒體經濟學者提出過「文化折扣」這個概念。媒體內容是文化產物,當來自一個國家或地區的媒體內容被出口至另一個國家或地區時,因着文化價值觀的差異、口味的差異、語言、缺乏理解內容所需的背景知識等因素,其受歡迎程度往往要打上折扣。這文化折扣可大可小,例如理解一個笑話,往往需要相關的文化背景知識;欣賞一個拳來腳往或槍林彈雨的場面,卻不太受文化背景左右。所以一般而言,喜劇面對的文化折扣比動作片大。這也是為什麼在1990年代,成龍、吳宇森甚至周潤發,要到荷李活發展,都比周星馳容易。

對電影生產者來說,若想提升電影在世界市場上的表現,就要想辦法應對文化折扣,其中一種做法是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美國電影不要「太美國」,香港電影不要「太香港」。這對電影作為一種藝術或社會文化載體而言,不一定是好事。例如早在1990年代,就有美國學者批評荷李活電影,為求在全球市場有更佳表現,在內容上變得愈來愈空洞。但無論如何,減低電影內容的文化特性,可以是一種全球化下有效的商業策略。

另外,如果電影生產者特別在意某個外國市場,在內容上加入一些跟該外國市場相關的元素,也是減低文化折扣的方法之一。例如,近年一些美國電影刻意地加入一些「中國元素」。若論大陸電影在香港的表現,著名香港演員在電影的位置,往往直接影響票房:周星馳執導的《美人魚》就收了5600萬港元;《新喜劇之王》在大陸票房未如理想,但在香港也收超過2000萬港元。梁朝偉主演的《捉妖記2》,大陸票房達22億人民幣,香港則收約1600萬港元,不算很高,但它的中港票房比例的極端程度,仍遠低於《流浪地球》和《戰狼2》。

問題是面對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但話說回來,放在全球比較的背景下,我們其實很難說大陸和香港之間有太大的「文化差異」。若談《流浪地球》,比起美國或歐洲的觀眾,香港觀眾至少會較有可能直接聽得懂普通話,以及對北京、上海和杭州等地的地理位置有點基本概念。所以,很籠統地說文化差異是個問題,大概也解釋不了什麼;問題是我們面對的,是什麼樣的文化差異。

若要具體一點,對《流浪地球》和《戰狼2》在香港遭冷待的其中一種解讀,是這兩部電影太有愛國主義或「大中國主義」色彩,而港人不受這套。筆者沒有看過《戰狼2》;至於《流浪地球》,其愛國或大中國主義色彩不算濃厚,甚至可以說「很有節制」。對,在電影中,各種機緣之下,一批中國人成為了拯救地球的主角,但任何一個國家拍一齣以科幻為背景的災難或戰爭片,故事大概都會這樣發展。如果我們看一些荷李活出品,例如1996年的Independence Day,一個退休空軍機師當上了總統,帶領美軍以及全世界反擊外星入侵者,並剛好在7月4日取得決定性的勝利,這才叫做自我膨脹吧。

香港以至全世界的觀眾當年沒有對Independence Day裏那種大美國主義有多大的反感。3年前,Independence Day: Resurgence上畫,雖然沒有Will Smith助陣,劇本又差,但該片在香港也收了3000萬港元。這不代表香港或世界各地的觀眾很愚昧——傳播學有一個歷史悠久的概念,叫做「懷疑擱置」(suspension of disbelief),指的是人們在享受娛樂時,首先會把懷疑放到一邊,就像一般人看魔術表演,不會老是想拆穿魔術的手法。很多人看電影,不會老是去思考電影橋段有什麼不合理的地方,更不會去分析電影的意識形態。但擱置懷疑,不代表人們會對媒體內容裏的觀念照單全收。喜歡看Independence Day,不等於接受電影裏的世界觀。

港人難以把懷疑擱置

當然,現實中,一名觀眾會否或能否把懷疑擱置,也可以受到很多因素影響。例如如果一套電影的橋段真的不合理得太離譜,觀眾可能無法對不合理的地方視而不見。如果一齣電影改編自很有名的原著,原著的「粉絲」,可能會抱着特別批判的態度去看電影對原著的修改。所以,如果有香港觀眾覺得《流浪地球》在吹噓中國並因此反感,基礎就不止是電影的「客觀內容」,而是在大陸官方對電影製作有一定的管制或影響、中港關係本就緊張,以及不少港人對大陸的民族主義情緒本來就感到吃不消的狀態下,難以把懷疑擱置一旁,容易對一些內容產生反應。

至於對筆者個人而言,最「看不慣」的,其實是在電影後段,地球快要撞上木星時,聯合政府認為已經沒有希望,選擇放棄,叫工作站中的人員回家跟家人一起過最後時光,於是世界各地的工作人員紛紛開車回家,直至小女孩呼籲,大家才回頭作最後努力。看不慣不是小女孩的煽情或齊心救地球這種陳腔濫調,而是為什麼到了世界末日,全世界的人還會那麼單純地、整整齊齊地、聽聽話話地聽從政府的呼籲去開車回家。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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