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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須說明為何冒險修逃犯例(文:吳漢華) (09:00)

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人士,全都是因為內地法院並不獨立,不能確保「逃犯」移交後會得到公平審訊。我自覺是愛國者,但正因為愛國,我除了希望國家富強外,也希望國民享有的不單是物質,而是還有香港人享有的權利、自由。為免國家自滿,愛國者應承認國內的人權、法治標準大大落後於香港,承認國內人民得到的保障,和一個文明、以民為本的國家所應有的距離甚遠。

通常親建制的商界對修訂有保留,甚至支持修訂的人士,當被問到是否有信心疑犯在國內可以得到公平審訊時,大多不肯正面回答。由此觀之,香港絕大多數市民都不相信國內的司法制度。

香港法官會怎樣看逃犯例修訂?

政府強調是否引渡是由香港法院決定,而法院會考慮是否有足夠證據;但反對者則認為國內執法人員所提出的證據,其真實性並不可靠。我認同反對者的理由,國內被告在鏡頭前認罪的數目,多得難以置信;未經審訊的長期拘禁,更不用說了。

那麼,香港的法官會怎樣看政府所提出的修訂呢?在審理案件時,如果疑犯的抗辯理由是質疑內地的法制、質疑國內所提供的證據的可信性,法官的取態會如何呢?司法機構不會——也不應——對修例內容公開發表意見,我嘗試以一個普通市民的角度推測一下法官的處境。

第一個可能是,因為條例修訂經立法會通過後,基於三權分立,法官唯有假設和接受立法機構已經審視相關司法管轄區的司法情况,並認為疑犯在該區會得到公平審訊,因此法官不能質疑國內的司法制度。而因為沒有機會盤問證人和審視證物,法官無論心中疑團有多大,仍需要基於法理而批准引渡。

屏除己見、依法辦事,是法官應做的,或可能是常要做的;但如果這「己見」是基於長期在可靠媒體上所見所聞,亦和絕大多數市民所想的脗合時,仍應該為一條看起來並非基於現實的「法」所規限嗎?我們不應該要求維護公義的法官,去做一些他們心中認為不公義的決定。如果法官對國內司法制度的不足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的話,會使市民對法院失去信心,動搖香港的法治。

第二個可能是,法理上法官可以考慮國內司法制度是否健全、質疑國內所提證據的可信性。但如果法院最終基於其中一個理由(尤其是第一個)去否決引渡的話,不單本地「深藍」人士會大力口誅筆伐,中央政府想亦會高調介入。

我相信法官清楚知道,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可能影響本地及國際社會對本港司法制度的信心,責任心會令他們忍辱負重;但如果不合理的批評、壓力來得太猛,難保不會有一位法官覺得「夠了」而辭職。他不會說明真正原因,而無論真正原因為何,他(尤其如果是一位外地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引退,都會被國際社會視為對香港司法獨立的不信任票。

國際社會信心  是香港生存要素

上述情境當然是個人臆測,出現機率難以判斷。但司法獨立、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是香港賴以生存的要素。萬一上述情境出現的話,我們能承受這打擊嗎?當不但泛民,甚至「淺藍」人士如我都大力反對的時候,政府仍堅持己見的話,需用真實個案說明為什麼值得冒上述風險去修例,而不採取反對人士曾提出的其他辦法。

李家超局長批評反對者是以政治凌駕公義。我倒覺得在這事上,玩弄政治、與公義對立的是政府。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法官會怎樣看《逃犯條例》的修訂?」)

作者是退休公務員、香港大學法律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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