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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變.香港(文:陳景祥) (09:00)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唐偉康最近接連議論港政,引來特區官員和建制派議員批評。外國駐港領事一般級別不高,加上香港沒有國防、外交,他們因此極少在敏感議題上公開發言。

唐偉康轉趨高調,是緊隨美國國會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去年底發表的報告,報告指特區政府取締香港民族黨、拒絕續發簽證予《金融時報》亞洲新聞主編馬凱(Victor Mallet)等事件,反映北京干預香港內部事務,違反一國兩制。唐偉康在接受訪問時曾經表示,「相信委員會下一份相關的報告,對香港的評論會更嚴厲」!

近期的訪問,唐偉康更進一步,指香港去年發生的幾宗政治事件,顯示香港高度自治受到削弱,政治上限制愈來愈多,美國擔憂發展下去會進一步威脅香港的營商環境。

評論界有不少人認為美國批評特區事務,是項莊舞劍,指向的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大陸,因為香港從來威脅不了美國,而且更是美國貿易盈餘最大來源地,犯不着去「搞香港」。但是,香港對內地有重要「示範作用」(顯示一國兩制成功),對外交往則仍有不少要借助香港的地方。故此,美國以香港的利益壓迫北京,應該是一着好棋!

中美貿易戰開打之後,也有評論認為美國會以取消《美國—香港政策法》中賦予香港的各項特殊地位,作為對華談判的籌碼。然而,唐偉康去年底在一篇公開文章中表示,香港和美國在2018年的經濟關係「變得愈來愈牢固」,「美資公司對於香港要成為全球創新科技中心的目標寄予厚望」(〈回顧2018 美港關係更牢固〉,2018年12月28日《明報》)。

對香港,美國到底「想點」?《美國—香港政策法》中給予香港的各項特殊地位,到底會在什麼情况下取消?香港對美國的作用,是否單在經貿?還是有什麼其他特殊「用途」?

早前友人贈書,名為《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作者葉霖先生,是歷史學者,從事中美關係及國際問題研究。香港只是個小商埠,在國際政局的影響力無足輕重,故學術界研究中美關係的著作汗牛充棟,探討美國與香港關係或美國對港的外交政策則少之又少。在當前微妙的中美港三角關係之中,葉霖先生的書難能可貴,讀之有助了解當前局勢。但可惜的是,書中探討的僅及於1945至1972年。其後的種種變化,有更多影響深遠的大事,也許作者應該盡早出版續篇了。

二戰後香港殖民地地位  由美國一錘定音

近代美港關係,可以由二戰之後說起。1945年8月15日,日皇裕仁發表《終戰詔書》,日本宣布投降,中英之間的外交角力隨即拉開序幕。當是時也,倫敦和國民政府都打算接收香港。按照二戰時的戰區劃分,「在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和北緯16度法屬印度支那的日軍……向蔣介石委員長投降」。按此標準,香港屬於廣東作戰區,應該由蔣介石負責受降。南京政府的想法,是藉受降一併收回香港。

與此同時英國殖民地部和軍方都敦促首相盡快派兵佔領香港,並由英國在港接受日軍投降。中英相持不下,英國不斷游說美國支持倫敦而非南京政府接受日軍投降,並由英國繼續管治香港。最後美國作出關鍵決定:全面支持英國,蔣介石被迫妥協,最後亦無法收回香港(詳情可參考孫揚《國民政府對香港問題的處置(1937-1949)》,2017年12月出版,書中對中英在二戰後如何爭奪香港及美國在其中的角色都有詳細論述)。

可以說,香港在戰後繼續維持英國殖民地的地位直至1997年,主要是由美國一錘定音。沒有美國支持,英國很難在戰後「保得住」香港。而美國當年支持英國,是因為戰後華府對世界局勢的評估,認為隨着蘇聯冒起,共產主義的威脅已經成為「主要矛盾」。

曾幾何時,美國是反對殖民主義最力的國家之一,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曾建議「大英帝國可以採取主動……在某一特定日期將其(香港)整個區域歸還給中國」。然而到了二戰結束,殖民主義問題對華府已經不再是重要議題,美國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在遏制共產主義擴張,並全力支持歐洲盟友組成一條反共防線。而香港亦因為這個轉變,成為了美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反共基地」(參考上面提及的葉霖先生大作)。

香港對美國價值  非完全繫於經貿

回顧歷史,是想說明香港對於美國的價值,並非完全繫於經貿利益。香港在美國的外交盤算中,有更重要的作用考量,就是抗衡共產主義(1997年前),並透過香港向大陸輸出軟實力,最後達到和平演變中國的目的。

對於這個「戰略目標」,美國從來都沒有掩飾。據美國的解密文件《美國對香港政策》(NSC5717,1957年)顯示,美國在香港的意識形態工作主要有3點。第一是將香港打造成展示西方民主價值的「窗口」,以此作為對中國大陸進行宣傳和滲透,一方面向來自內地的人展示香港的法制、秩序和富裕,另一方面則抵消中國大陸在香港的宣傳攻勢。第二是援助香港的難民,向他們展示香港的生活水平比大陸好,並透過他們的親友把相關信息傳回大陸。第三是穩定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秩序,並協助英國鞏固其在香港的地位。這種思路延續到「八九六四」,當年港英政府為了穩定人心,推出居英權、玫瑰園計劃等,美國則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 》,配合英國,穩住香港人心。

克林頓執政年代確立了冷戰後美國外交的三大支柱,其中之一就是在全世界推廣資本主義民主思想,令以美國為主的資本主義價值觀及政治制度在全球擴散。1994年美國政府推出「全面擴展及接觸」戰略,目的就是要在全球推廣西方民主和自由市場經濟,針對國家包括了俄羅斯、中國、越南和北韓(參考劉永濤〈文化與外交:戰後美國對外文化戰略透視〉,《復旦學報》,2001年)。

「八九六四」之後,北京曾經高調提出要嚴防西方「和平演變」中國,說的就是文化、學術、留學等範疇內,西方國家——主要是美國——藉這些交流活動把西方的意識形態輸入中國,影響年輕一代,從而達到推翻社會主義的目的。但是,在大陸嚴防和平演變容易,在香港則非常困難,因為按照一國兩制的原意,香港在制度上仍然可以跟西方世界接軌,而且香港人也從不抗拒西方的文化價值觀。

美國威脅取消港特殊地位  料僅限言文層次

歷史遺留給香港的西化基因,為美國的和平演變提供了基礎。對美國而言,這是香港跟內地城市的主要分別。為了維持目前的狀態,美國是不會切斷跟香港的「緊密聯繫」的。明白了香港的特殊地位和功能,美國威脅要取消對香港的特殊地位,相信僅限於言文層次;落實行動的機會,微乎其微。

作者是資深傳媒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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