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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仇視學生 慶祝五四運動100周年(文:鄭立) (09:00)

最近香港不約而同地發生了幾件有共通點的事件,包括有中學報警拉拍畢業照的學生,以及大學不僅高調懲罰學生,校董更高調表示對學生持有某些政治理念是「零容忍」的。

這些行為的共通特徵,就是視學生為仇敵。那種敵意是明顯的,毫不掩飾成年人對頑童的厭惡感,喜形於色、發自心底為制裁學生而感到快樂,也不介意借用冷酷的制度和權力去打擊他們,而不覺得這有任何問題,不覺得自己有任何維護學生的需要與責任,只覺得自己不被學生尊重是受害者。

這樣的行為自然會被議論,不少人從道德的角度切入,認為這種做法不合乎教育的理念,說法不外乎是如果想教好學生的話,你應該如此這般,而不應該做這種事情。這些說法,前提都是假定了:第一,當事人的身分和自我認同都是「教育家」;第二,他們有心想要教好學生,只是方法錯誤。

為何會有這樣的假定?因為我們的社會把教育看成一個行業,任何人只要任教過任何教學機構,都會被稱之為老師/教育家;在道德上,我們的社會又對於老師有一種崇敬,所以大家都樂於自稱為教育家,把「有教無類」、「作育英才」等詞語,當成裝飾綁在自己的身上。

有些人只視教育為職業

在香港,教職員——特別是高級教職員——是高薪厚職的穩定職業,可享受良好的收入和社會地位。坦白說,很多人不是因為有志教育才從事教職,而是因為剛好找到了一份教育的工作,就變成了教師,然後因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而留了下來。有些人因為學歷太高、讀的科系比較偏狹,找不到外面的工作,而因為剛好有教職空出來,就當了教師。

對於這些人來說,教育只是職業,不是事業。他們不在意未來是否會變得更美好;他們在意的是怎樣減少自己的責任。他們對教育沒有理想但會裝成有;他們對於學生是沒有愛,但不敢公然說出來;他們看學生,無異於屠場的管理員看生產線上的動物,只是一些有待管理、製造麻煩的商品,交學費有如擠奶下蛋。如果學生為他們製造麻煩,他們不介意立即就將之清除。

如果你理解到,這些人在做的是「管理教育機構」,而不是「教育」,你就知道談教育、談道德、談教師應怎樣做,在他們眼中只是可笑的雜音。在屠場裏談愛護動物,是不切實際的。

與庸人談教育  是對牛彈琴

在五四運動100周年的當下,自然引大家拿蔡元培出來,說蔡元培即使不同意學生運動,卻願意營救學生。我們很容易就拿蔡元培出來,去質疑這些人有違教育家之道。

但如果他們打從一開始就是另一種東西呢?那就是多餘了。去到會仇視學生者,只是幸運得到教職。欺世盜名把教師當官做的庸人,內心就和某些覺得「應該教訓吓班小朋友啦」而沾沾自喜的觀眾無甚分別。

跟他們談教育應當如何,只是對牛彈琴。

作者是專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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