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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教育 用香港抑或大灣區標準?(文:田方澤) (09:00)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成為近兩年熱門討論,早前中央終於發布大灣區規劃綱要,提出與澳門及內地省市不同層面的政策合作,教育當然不例外。早於去年10月,局長已提出本地辦學團體上國內辦學,早前又提出本地教師可北上就業,令人詫異。

詫異在於,《基本法》規定教育部分屬於本港高度自治範圍,難以理解為何中央規劃包括香港教育發展;而本地教育局長亦不顧本地教育仍有發展空間,竟反鼓勵人才外流。

應優先發展本地教育

教育是一個負責任的政府最重要的投資之一。雖然不少地區面對財政緊縮,但發達地區普遍教育投資佔本地生產總值約4.8%。香港雖然每年錄得大量盈餘,但教育投資長年只佔約3%。即便今屆政府強調重視教育,但至日前公布的財政預算案,教育支出增加,亦仍只佔4.1%,可見本地教育仍有進步空間。

實際上現時本地教師人手仍然不足,班師比例仍可上調,以對學生有更多照顧。合約教師未能入職的問題談論多年,長遠教師團隊青黃不接的危機仍然存在。現時鼓勵北上仍不涉公帑,但在本地教育發展的藍圖上,為何特區政府並不優先處理本地教育、改善教育質素,而鼓勵辦學團體和教師北上辦學?另一方面,如促進幼稚園姊妹學校、增加中小學校和青年交流等,亦是未顧本地教師工作量和壓力的建議。在職教師壓力過大、年輕教師未能穩定、有志於教育者未能入職,現在是關心北上合作的時候嗎?

大灣區就業有吸引力嗎?即便在大城市,據《深圳統計年鑑》,教育人員年均收入約14萬人民幣,收入最高的高校也只有24萬人民幣。本地教師收入相對優厚,相信北上就業並不吸引。當然開放本地教師在國內考取教師資格,也不失為一條出路,但在諸種條件限制下,港府是否更應將精力集中於發展本地教育人才留港貢獻?

說到底,各種措施如高校的研究合作、發展港人子女學校,以至綱要提及的「強化內地和港澳青少年的愛國教育」,到底以香港標準發展,抑或國內標準發展?

比如說,過往本地大學北上合作辦學,公眾皆關心是否設有黨委、互聯網是否開放、會否影響學術自由。長遠如繼續建立實驗室、深化人才交流等,是否仍能保障學術自由不受侵犯,真正發揮大學優勢、發展科研?

另一方面,綱要提及要發展愛國教育,但如何推行,仍需關注。自2012年反國教事件後,市民對國民教育推行極為關心。香港素來強調多角度、非灌輸式的國民教育,長遠希望培育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公民;但國內的愛國教育,似乎與香港的國民教育在教學法和教學目的上皆有差異。要推進大灣區青少年的愛國教育,用的是哪種標準?

近日社福界關心綱要提及兩地社工資格互認,擔心香港長遠引入與本地訓練和文化習慣都大相逕庭的內地社工。現時推動本地幼師和中小學教師到廣東省任教,長遠會否又要求本地承認國內教師資格?在近年國民教育、普教中、基本法教育等政治干預教育的爭議當中,增加兩地教育交流,政府能否使市民有信心,政府會尊重本地教育專業自主?

發展本地優勢  拒絕「被規劃」

平心而論,綱要鼓勵北上辦學、開放港人於國內就讀和參加高考,對居於廣東省的港人子女及有志北上發展的青年有利。然而,當「兩制」在「一國」之下交匯,特區政府和市民更應考慮如何發揮本地優勢,而不是盲目被規劃甚至面對被融合風險。

香港教育的優勢在於教育專業自主、鼓勵學生獨立思考、優質的教師團隊、教學和學術自由。長遠在促進兩地學校及青年交流和科研合作等議題上,能否繼續堅持這些優勢,為港人爭取最大利益,以及讓香港優勢切實為促進國家進步貢獻?

拒絕盲目被規劃、發展香港優勢,除了教育,其實也是香港各方面都必須面對的課題。

作者是教協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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