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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問責 有損一國兩制?(文:湯家驊) (09:00)

隨着特區政府根據《社團條例》取締民族黨及特首會同行政會議駁回上訴後,中央政府罕有地發出公函,要求特首就取締民族黨一事提交報告,惹來一陣「有損」「一國兩制」之聲。但究竟事實是否如此?指控者又有何理據?

向中央交報告  談不上會削弱特區自治權

首先讓我們從憲制角度看。特區的憲制地位在「一國兩制」下毫不含糊。《基本法》第1條說明特區乃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第12條進一步規定特區是中國「一個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而特區之首長則根據基本法第43條的規定「對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負責」。特首既然要向特區負責,在管治上自然每事也應向市民詳細交代,相信向中央負責亦然;因此回歸以來,每任特首均需每年到北京述職。何謂述職?當然是交代特區的管治情况。這不是特區有否擁有自治權的問題,而是一個直轄中央的地方行政區需向中央交代管治情况的問題。既然向中央就管治情况作詳細報告與特區的自治權無關,那更談不上作報告會削弱特區之自治權。這是普通常識。

除了每年定期到北京述職外,遇上重要及關乎憲制或中港關係問題時,特區過往也有向中央政府提交報告的先例,例如特首每次政改也會向中央提交報告;人大常委會就一地兩檢之決定亦是因應特區提交的報告而作出。這些報告從未被公開,但也從沒有人質疑提交這些報告「有損」「一國兩制」。

涉國家主權  難說港獨完全屬自治範圍內

從政治角度看,中央以發出公函形式要求特首提交報告確是罕見。誠然港獨無可否認是中央高度關注的問題,發出公函的意思明顯地是希望將中央的關注點公諸於世;但高度關注並不等同削弱特區自治範圍內之自治權。

畢竟港獨涉及國家主權,港獨在香港發生亦必然影響特區與中央之關係,從這角度看,很難說港獨是完全屬於自治範圍內之問題。

否則,任何威脅國家安全的問題也可以說成是自治範圍內的問題,這怎樣也說不過去。

從另一角度看,假若北京真的有干預如何處置民族黨,甚至指使特區政府禁止民族黨運作的話,那又看不見為何中央到了這一刻還需要特首就此事提交什麼報告。提交報告的意思,是希望多了解一些內情;既然不知內情,怎說得上是干預特區自主之事宜?

報告列事實過程  法庭為何會受壓?

再者,中央政府在特區完成行政取締程序後及未有任何司法程序被啟動前要求特首提交報告,也很難說是向特區管治施壓。有道這要求會給法庭帶來一種無形的政治壓力;此說法實在頗為牽強。首先,中央只是要求特首提交一份報告;北京並沒有拿出什麼憲制或法律原則要求法庭作出任何法律裁決;這與在司法程序被啟動後,在審判前或後作人大釋法不可同日而語。相信我們的大法官有足夠之專業定力,不會為這要求所動。其次,報告將會由特首而非中央撰寫,那麼怎樣看也難說成報告是代表北京表達任何意見。最後,正如特首所言,報告只會列出事實過程,那法庭為何會感「受壓」?

至於對民族黨的影響,法律上無論特首是否公開其報告,民族黨均有權要求特區政府在啟動司法程序後向其披露此報告。就此,特區政府可依據「行政特權」原則拒絕披露報告,但最終仍需由法官看罷報告後裁決,所以也很難說會對民族黨不公。

回歸二十載,中港兩地不但未能在「一國兩制」下建立互信,為推動民主發展奠定基礎,更有人事無大小,只要涉及中央政府任何舉動,便不問情由,指控對方「損害」「一國兩制」。他們似乎忘記了根據基本法,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一制並非唯一需考慮的問題;特別在除了自治範圍外,對國家主權的尊重、對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及對建立中港互信的努力,也是同等重要。做不到這些,「一國兩制」實難以全面成功落實。民主思路最近進行一系列民調顯示,近八成港人期望「一國兩制」能於2047年後延續;因此,我們有極強信念「一國兩制」只許成功,不容失敗。動輒指控中央政府一些具憲制和法律基礎的行為「有損」「一國兩制」,久而久之,只會積累猜疑、樹立矛盾,令「一國兩制」最終因誤解和對立而崩潰。我們希望這些政客之言行只是出於無知,否則他們會是成功落實「一國兩制」之最大敵人。

作者是資深大律師、行政會議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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