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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衡量建成大灣區?(文:溫卓毅) (09:00)

萬眾矚目的《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一錘定音,2022年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框架基本形成,2035年全面建成國際一流灣區。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到了2035年,我們如何評估政策達標,成功建成大灣區?若沿用人口規模、人均GDP(本地生產總值)、IPO(首次公開招股)規模、貨運量、世界500強企業數量等社會經濟基礎指標,建成大灣區可謂指日可待。顯然,大灣區成功建成的標誌,不應只是經濟規模的增長,而是整合一國兩制三關稅區及培養具有本土情懷的世界公民。

有人覺得灣區規劃執行將如同之前的各類珠三角區域合作,雷聲大雨點小。大灣區發展會否成為珠三角區域合作的翻版?這次是公共管治的典範轉移,情况可能有點不同:不管是否「被規劃」,港澳兩個特別行政區被納入「領導小組」與發展規劃的治理體系是政治事實。將港澳整合於國家治理體系,建立政治共同體,是中國邁向「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 building)的重要一步。

兩個目標:保護公民權利及約束國家權力

「現代民族-國家」構建,需實現公民權利與國家權力的良性互動。《綱要》開篇提到「以人民為中心……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使大灣區居民(有)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與「免於貧困及免於恐懼的自由」可謂異曲同工。因此衡量大灣區發展,需關注在保護公民權利及約束國家權力兩方面的進展。

在保護公民權利方面,《綱要》重點放在港澳居民的公民權利延伸拓展到內地大灣區城市,尤其是在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社會政策領域。突出的例子包括設立港澳子弟學校,賦予港澳居民子女同等的教育權利;澳門社會保險在大灣區跨境使用;香港長者社會保障措施跨境可攜。按照中共十九大的說法,內地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但《綱要》拓展內地居民公民權利、實現均衡發展的舉措似乎不多,主要集中在應對各類社會風險的區域協調機制。

在約束國家權力方面,《綱要》主要提到「大灣區廉政機制協同……提升政府服務效率」。政策立場是以效率表現作為權力的認受性基礎,前幾年常被提及的仿效香港廉政公署的說法消失於官方表述。大灣區發展能否改良內地公共權力運用,實現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的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有待觀察。

總結而言,將大灣區發展置於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的脈絡下,發展的終極目標應是在治理體系上保護公民權利與約束國家權力,實現兩者的良性互動。既然要建設世界級城市群,在制度層面媲美東京灣區、舊金山灣區、紐約灣區,那麼我們不妨套用有關公民權利和公共管治的國際排名評估大灣區的建設進度,例如法治指數、清廉指數、經濟自由度、人類發展指數、新聞自由、民主指數等。理想狀態自然就是香港保持政治經濟社會排名之餘,帶動中國內地在各類排行榜上穩步攀升。

作者是嶺南大學研究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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