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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與一國兩制深化發展(文:顧敏康) (09:00)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要》)出台,標誌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全面開展,也為粵港澳三地落實具體措施提供了明確指引。

一些港人對粵港澳大灣區仍抱戒心,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成功可能意味着香港所能扮演的歷史角色的終結,香港最終可能被納入「一國一制」框架中;認為港府官員指出一國兩制是香港優勢所在,「可以將國際聯繫和國際經驗延伸至內地,協助引進外資和外來技術」,從而「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關於香港如何通過粵港澳大灣區獲得更多紅利卻焦點不足。

一國兩制非權宜之計

對認為一國兩制可能變成「一國一制」的人士,顯然對一國兩制的初心缺乏足夠認識。一國兩制首先是強調「一國」,強調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實施「兩制」既是為了香港和平回歸,又是肯定了香港對國家的獨特作用與貢獻。一國兩制50年不變,只是一個大概的時間概念而已。1987年4月16日鄧小平先生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指出:「香港在1997年回到祖國以後50年政策不變,包括我們寫的《基本法》,至少要管50年。我還要說,50年以後更沒有變的必要。」其中含義是非常清晰的。

一國兩制既是香港在大灣區的優勢,也是粵港澳大灣區邁向國際的重要基礎。《綱要》在多處強調了一國兩制,尤其在「指導思想」一節專門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堅持新發展理念,充分認識和利用一國兩制制度優勢、港澳獨特優勢和廣東改革開放先行先試優勢,解放思想、大膽探索,不斷深化粵港澳互利合作,進一步建立互利共贏的區域合作關係,推動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為港澳發展注入新動能,為全國推進供給側結構改革、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提供支撐,建設富有活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打造高質量發展的典範。這就表明,《綱要》已充分考慮到在一國兩制下,港澳與廣東有關城市在政治、經濟體制方面的差異。粵港澳大灣區要想成功建設,如何在「兩制」下創新體制就顯得至關重要。

大灣區為香港帶來實實在在的紅利

認為港府對粵港澳大灣區帶來香港的紅利聚焦不足,說明港府更需加大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宣傳工作。首先,要對三地經濟發展狀况有總體剖析。誠如有專家指出:內地要告別以往的粗放發展模式,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各方面創新;香港的製造業都已轉移到珠三角,只剩下金融服務業,面臨發展瓶頸;澳門更是產業單一。在三地都面臨瓶頸的情况下,若受制於「兩制」束縛而各自為戰去突破,顯然難度巨大,也不現實。但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有服務業、科技、法治、制度優勢;澳門服務業水準很高;珠三角產業鏈完備,有廣闊腹地。因此,若把三地優勢要素整合起來,就會產生巨大能量,對三地經濟發展產生共贏局面。

更何况,一旦大灣區建成宜居、宜學、宜業和宜遊的優質生活圈,港人大可以享受許多滾滾而來的紅利,包括香港車牌可自由進入廣東,港人可去國企任職、報考內地公務員,可與內地居民一樣享受教育、醫療、養老、住房、交通等民生方面的同等待遇。

保證兩制不走樣  又不能讓兩制成合作障礙

粵港澳大灣區主要是一個經濟概念,三地應通過經濟合作共同促進經濟繁榮,讓老百姓都過上好日子,社會才能更穩定。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顯然離不開政治層面問題,包括一國兩制如何深化發展。筆者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是「一國」之下的三地高度合作,而一國兩制的深化發展就是既要保證「兩制」不走樣,但又不能讓「兩制」成為粵港澳經濟合作的障礙。為此,就需在尊重「兩制」的前提下認真解決落實《綱要》的具體細節問題。這裏不妨根據專家意見羅列以下幾個問題。

首先就是三地人員自由流動的問題。現在有港珠澳大橋和香港高鐵,如何解決通關和大橋使用率是十分關鍵的。其次是要解決與投資和就業相關的稅務問題。第三是法律配套問題,如何學習歐盟經驗協調不同法律制度,制訂出符合大灣區實際情况的法律規範,也是十分關鍵。第四是大灣區管理問題,是否應學習香港經驗,做到「小政府,大市場」?有專家為此建議:政府可以規定不要污染,可以做好服務均等化、基礎設施建設、貿易和法治的規則均等,比如勞動力、公共服務的自由流動,其他的則要讓市場決定。筆者基本同意這種建議,因為要進一步提升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中的支撐引領作用,就必須考慮選擇最佳的管理模式。而作為全世界最自由經濟體的香港,其管理模式是值得參考的。

三地存在政治、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的差異是事實,但隨着內地政治、法治和經濟環境不斷完善,這種差異就會逐步減少。從這一點上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無疑會為減少這種差異性發揮良性作用。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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