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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庫發展前路艱難(文:葉健民) (09:00)

創立於2002年的新力量網絡,在完成一切法律程序後,將於年底正式結束。

新力量網絡的發展歷程,代表一群矢志走出象牙塔的學者,尋找以知識影響社會的經驗。這群人當中不少有曾參與政黨,卻發現選舉導向議會為主的參政模式,既不合自己的脾性和專長,也深信假如忽視政策討論和缺少方向性的探討,社會難以向前。對這群公共知識分子來說,發展智庫便是順理成章理所當然。10多年來我們舉辦過近百場研討會、座談、講座以至高桌晚宴,發表過超過1000篇評論文章,就若干重要管治問題如地方行政改革、完善問責制、公共理財制度改革等作過深入分析和具體建議,也帶頭推動對重大議題如香港核心價值和本土意識的理論探討。

17年來我們艱苦經營但始終咬緊牙根。回頭一看,我們算得上是香港智庫發展的先行者,對推動政策討論也出過一分力,也成就了不少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總算無負初心。

我們結束運作的決定,原因眾多。骨幹成員如今各自有新平台推動香港研究是其中之一,但財政困難也是一個考慮因素。新力量網絡每年營運經費約30萬元,會費、報章專欄稿費、培訓班收入是我們的固定收入來源,但主要還是靠骨幹成員慷慨捐贈。我們並沒有如其他智庫一樣去承接各種委託研究。坦白說以我們的研究力量和知名度,絕對有能力取得政府和商界的大額研究項目合約。但對於研究,我們一直堅持兩個原則:第一,所有研究的範疇和方向必須由我們自主決定;第二,研究成果必須全面向外公布。因此我們從來沒有接受任何由企業或政府預設範圍和方向、報告只能供他們參考的研究項目。在自主和創收之間,我們選擇了前者,因我們相信唯有如此才能發揮客觀專業的知識力量,才可以取信於公眾。立足於公民社會、面向大眾、促進公共討論,是我們選擇的路。這當然是一條極為難行的路。

香港民主進程滯後  礙智庫發展

近年有一些發展確實對我們這類不願依附建制、資源有限的智庫有所幫助。首先互聯網科技發展迅速,令運作成本明顯減低。如今要發放信息、公布研究成果以至宣傳活動,全部可透過互聯網進行,有關開支遠較從前要賣廣告印刷報告的費用為低。其次,前中央政策組年前放寬了公共政策研究基金申請資格,賦予智庫和大學機構同等地位,也提供了另一個收入來源。而近年本地大學開始重視「知識轉移」(knowledge transfer)和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也為教授們提供了參與非學術性政策討論的誘因,令他們較願意和智庫合作。

但即使如此,香港始終缺乏智庫健康發展的大環境。民主發展滯後是本地智庫發展緩慢的一個重要原因。放眼世界,具規模的智庫大多出現於西方民主國家,而且不少是由商人和大企業建立。這些商界利益之所以願支持智庫發展,說到底是希望以此為平台,發揮輿論影響力從而對政府施壓,以爭取一個有利的營商環境。但特區政治制度基本設計就是要保護資本家利益,處處為商界提供政治免費午餐或左右大局的捷徑。我們的特首選舉也從來沒有變天可能,所謂政府換屆本質上只是一種建制延續,極其量只會有曾俊華和林鄭月娥這種百事與可口可樂任擇其一的競爭。

在這種確保資本主義不變、現有權力分佈秩序超穩定的前提下,商界利益不會因選舉受到根本挑戰,財團企業除了需要一點門面公關工夫外,沒有太大必要透過輿論和政策辯論去影響政府,自然也不會有很大動力大費周章自組智庫。當然,遇上政治背景深厚或疑似特首候選人要大展拳腳籌組智庫時,富豪大都願慷慨捐輸以示支持。但這種行為只能算是買政治保險,談不上什麼發展智庫。

同時在目前議會制度下,政黨透過選舉取得實際權力的可能性也近乎零。特區選舉制度畸形,客觀效果促使立法會內部權力分割四分五裂,任何政黨也難以取得議會控制權,更遑論制約行政機關。但在比例代表制下,政黨要守住自己的幾個議席,也無必要取悅民意主流,只要能穩住原有支持者票源,大概已足夠。在這種政治環境下,政黨不會有任何誘因探討具體政策的合理性,又或從全局角度就政策問題尋找共識求同存異。從穩住自己基本盤的角度來說,不斷重複足以取悅支持者的立場和口號,寸步不讓,更為合理。多年經驗告訴我,即使是泛民政黨,也不見得很有興致討論公共政策。

政府資訊封閉  外界研究政策極困難

官僚文化是阻礙智庫發展的另一座大山。特區公務員體系向來以效率見稱,但總是流露出一種傲慢態度。所有曾嘗試向特區官員游說建議的人,大概都有一個共同經驗,就是不管官員如何努力擠出一副謙卑和善的嘴臉,你也可以感受他們心底裏那份輕視。他們確信自己對政策問題認識最有見地,對各種選項早已反覆思量仔細分析,認為一切盡在掌握中。所謂民間智慧,在很多官員眼中大概只是無聊瑣碎、不切實際、分析粗淺的噪音。這固然涉及個人胸襟修養,但也有政策原因。官員的傲慢,很大程度上建基於在資訊掌握上的絕對優勢。智庫分析也許有諸多不足,這關乎資源所限,但更重要的是政府資訊封閉。至今為止特區政府依然未有通過有關資訊自由和檔案管理的相關法例,令外界要進行政策研究極為困難。

官僚體系封閉  阻官民了解

事實上,特區公務員體系的封閉性也呈現在人事管理制度上。例如特區政府極少容許外界人士借調(secondment)到政府工作,也不太願派出高級公務員到專業團體及企業工作一段時間作為業務交流。這種互動絕對有助增加官民間的了解,也可令公務員更掌握公眾的思考方式和社會現况。但這種在世界公務員管理體系的慣常做法,卻在特區這個封閉官僚體系下難以發生。這種陳腐守舊的管理哲學也自然會窒礙智庫進一步發展。

新力量網絡跌跌碰碰走過17年,算是完成了我們當年的自我期許,能夠參與其中是我的榮幸。這群人從此各自精彩,但絕不會在公民社會中消失。

江湖再見!

作者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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