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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港府及建制派停止借法庭「過橋」(文:郭榮鏗) (09:00)

近日保安局指,基於現時香港未與台灣訂立移交逃犯協議,去年涉嫌在當地殺害一名香港少女的男子逃回香港後,特區政府無法將其移交台灣接受調查和審訊,故建議修改《逃犯條例》,設立機制,容許特區政府以「一次性個案方式」,把涉嫌在未與香港訂立協議的司法管轄區違法——包括中國內地——但身處香港的疑犯,移交當地接受調查和審訊。

因為一宗在台灣發生的案件,便將移交逃犯的大門開放給司法不公至人人都怕的中國內地,兩個風馬牛不相及的地方無端被拉在一起,特區政府和建制派的真正目的,不止於處理在台殺人案,更是為了中央政府突破本地法律賦予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的保障。

而被借來「過橋」的,還有香港法庭。

條例下法庭的作用十分有限

特區政府和建制派最主要的理據,是建議須由法庭審批是否容許移交逃犯,條例本身亦規定只能依照當中列舉的46類罪行,不能把牽涉政治的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世界公認香港的法治水平和司法制度均十分優良,相信法庭就毋須擔心。

筆者與絕大部分市民一樣,對香港的法治和法庭都有信心。然而這份信賴不能被利用為支持修例的理據,原因是法庭在條例下能夠發揮的作用,十分有限。

首先,條例雖然訂明不能把牽涉政治案件的疑犯移交內地,惟內地政府經常以非政治罪名來控告政治異見人士,例如:2011年,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被控逃稅和漏稅;2013年,出版政治敏感書籍的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在深圳被捕,後被控走私普通貨物罪;2015年,709大抓捕,不少被捕的維權律師和律師事務所職員,就被控以尋釁滋事罪(在香港相當於公眾妨擾罪)。

因此,只要內地執法機關提出條例載列的46類罪行,法庭既不會揣度與訟各方的政治動機,亦只會審視內地提交的案情是否表面證供成立(即毋須證明有很高的定罪機會),就算恁誰都明知屬政治檢控案件,法庭亦難以拒絕按內地要求移交它聲稱的逃犯。

其次,修例也沒有賦權法庭須審視要求移交逃犯地區的司法制度,會否為疑犯提供符合基本人權的公平審訊制度。眾所周知,審訊前長期拘禁、涉嫌酷刑對待、不容許私人聘請律師代表、親朋戚友和律師無法接觸、閉門審訊,甚至審訊前要求疑犯公開認罪,是內地司法的家常便飯。這亦是回歸以來,香港一直未能與內地達成移交逃犯協議的主要原因。然而明知如此,法庭也不能拒絕內地移交逃犯的要求。香港法庭和特區政府也無從監察內地執法和司法機關的做法。

第三,一旦法庭批准內地要求後,才發現疑犯遭到不公對待,更被加控政治罪名,公眾當然不會期望特區政府會向內地要求交還疑犯,法庭也無權提出要求。儘管保安局和建制派回護,說提出要求的政府必須遵守協議,確保不會發生這樣的事。但這分明是偷換概念和欺騙公眾。正是由於香港與內地無法達成正式的移交逃犯協議,特區政府現在才提出它的建議,那又何來協議可以要求內地政府遵守?

而且這個根本不可能是「一次性個案」程序,一旦修例,就等同與內地建立一個恆常機制,適用於所有在香港的市民和外國人。保安局無疑是欺騙公眾。

要是讀者還記得,內地商人肖建華於2017年在香港疑被不明人士押回內地。有建制派人士說如果落實修例,就不用大費周章去追捕肖建華。如此顛倒是非的理據固然難以理解,就當他們說得正確,但肖建華被抓回內地後,究竟身在何處、所犯何罪,兩年來內地政府完全沒有透露,無人得知。

必須認清現實  阻止修例

為了秉行公義,筆者絕對支持將在台殺人的疑犯移交台灣當局調查和審訊;為了維護香港的法治、司法制度和在香港的市民與外國人的基本人權和法律權利,筆者嚴正反對保安局和建制派現時支持的建議。早前筆者在與保安局長會面時,已當面提出改善方案,例如在修例時,只解除香港禁止移交逃犯到台灣的限制,並加入日落條款,規定處理案件後重新檢討與台灣的合作。此外,亦可以參考英國《引渡條例》第194條,與台灣簽訂引渡備忘錄。惟保安局長連考慮都沒有,即場拒絕。

由此可見,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過是利用在台殺人案為幌子,再借香港法庭「過橋」,來為保安局的政治目的「鋪路」。香港市民和國際社會必須認清現實,盡力阻止修例通過。

作者是立法會(法律界)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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