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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編自導自演的醫療爆煲(文:佘達明) (09:00)

每年冬天的流感高峰期,公立醫院的急診室及急症病房一定爆滿,醫護人員疲於奔命,病人亦苦不堪言。今年,護士及醫生分別舉行集會表示不滿,希望政府增加資源,減輕工作的負荷。

可是,是不是整間醫院,全院醫生都忙得這麼慘情?其實每間急症醫院都有壓力點,過去20年,香港醫療的壓力點基本上在急症室、兒科、內科及老人科。隨着人口的老化,壓力點的壓力只會有增無減。

醫管局自編自導自演

過去10年,政府給醫管局大幅增加撥款,從2010年度327億元增至2018年度的641億元,增幅接近一倍(96%)。政府確實在財務上大力支持香港的公共醫療。

醫管局的醫護人數一直增加。醫生人數從2008年的5058升至2018年的6336,增幅達25%。而過去18年公立醫院的入院人數及專科門診人數,卻沒有相應的增長。可是公立醫院爆滿、前線醫生疲於奔命的情况歷歴在目,這是什麼原因呢?

宏觀的數據分析,會發現過去10年專科醫生增加了1000人(44%),至約3500人,但前線醫生(受訓醫生巡房俗稱「耕田」)過去10年卻沒有增長,維持2300人左右。而其中在急症室、兒科、內科及老人科的1000多名前線醫生,及其上一級的專科醫生,更身在全港醫療的壓力點、前線中的最前線(不是醫生不足夠,是在壓力點「耕田」的醫生不足夠)。增加的1000名醫生,過去10年沒有調度支援壓力點。隨着人口的急劇老化及公民權利的進一步提高,公立醫院壓力點的前線醫生實在水深火熱、舉步維艱。

微觀地細看壓力點的專科,在大醫院的內科部門,除外派醫生外(40名,包括老人外展隊、復康醫院等),過去10年在內科急症病房的醫生人手沒有增加。伊利沙伯醫院10年前有90人,10年後仍然是90人。壓力點完全沒有處理,壓力點過了20年還是壓力點,這是什麼管理?

醫管局過去10年沒有理順資源及調整足夠的人手至壓力點,管理的墨守成規,導致急症室及內科人手緊張,病房陷於崩潰的邊緣,這全是管理層無視香港醫療的壓力點,增加的資源沒有用在壓力點上(有部分成了管理人員的薪酬和花紅),結果成為自編自導自演的鬧劇。

醫生不足的謬誤

香港現有約1.4萬個醫生,政府佔了6000多人,私家佔了7000多人,而其中3000多個是普通科醫生、3000多個是專科醫生,許多是顧問醫生級和教授級的,也有為了逃離公立醫院壓力點的新晉專科醫生。

所謂的公私營醫療失衡,主要是指公立醫院以香港45%的公立醫院醫生(6300多人)去照顧約九成的香港病人,而私家醫生約7000多人(55%)照顧一成的香港病人。這個失衡情况,過去20年沒有改善。

所謂香港醫生不足,其實是一個偽命題;真實是「公立醫院壓力點」的醫生不足。而香港私家醫生明顯是過多。以所照顧的人口計算比例,大約是每1000人有10.7個私家醫生,這數字實際上比西方國家好得多。由於香港地小人多,醫生的密度亦是世界上最高的,平均每平方公里有12.9個醫生。英國是每平方公里0.52個醫生。

最近很多言論說香港醫療爆煲是因為香港醫生不夠,鼓吹英聯邦國家醫生可以免試來港行醫;亦有埋怨香港的人口政策,醫療系統負荷不了多出來港的每天150個內地人口。

現行香港對外地來港行醫的醫生非常寬鬆,主要有兩個渠道:(1)外地醫生只要獲得醫管局或兩間大學聘任,可免試在香港執業;(2)考獲醫務委員會的執照考試,亦可以在香港行醫。

基本上,自回歸以來,不單止是英聯邦,世界各地來港執業的醫生,只要得到醫管局或兩間大學醫學院的聘請,都能夠順利免試在所聘任的醫院行醫。過去幾年,醫管局一共聘請了39位英國的初級醫生免試來政府醫院工作;醫管局還一直繼續聘請。據說每年申報來港工作的英聯邦醫生,約九成申請不符醫管局的最低聘用標準(見陳沛然議員的資料,2015年有40位英國醫生申請,醫管局拒絕了35位)。這些外地訓練的醫生,主要是官二代、富二代或醫二代,即使醫管局拒絕聘請,也希望用其他省力的途徑回流。

香港現行醫務委員會執照試及格率相當高,英國回來的及格率平均是50%至55%。及格率偏低通常是美國和中國大陸回來的醫生,因為兩地與英聯邦的醫學訓練制度截然不同。

故此,現在的呼聲,有醫管局前主席、有行政會議成員,建議香港引入英聯邦低於醫管局的最低聘用水平的醫生來香港,又如何能幫助香港的公營醫療?他們回來真的會在艱難的環境工作?香港社會難道對醫生只要求數字,而不要求質素?這是為求達標不惜倒退的做法,只會進一步降低香港的醫療水平。

亦有在新界區工作的醫生大呼控制外來人口,改變香港的人口政策以減少對公共醫療的負荷;還建議引入英聯邦醫生。可惜只有立場,並沒有新來港人口對香港的利益與福利負擔的資料及分析,沒有考量英聯邦醫生回來是否有能力在公立醫院工作。純是政治立場的表述,並沒有針對問題核心。

改善公私營失衡完全失敗

自1999年推出的《哈佛報告書》以來,公私營協作計劃就成為一個重要的解決辦法;另一個就是醫療融資計劃。

公私營協作計劃推行多年,包括普通科門診、耀眼行動、大腸癌篩查計劃等等。主要的普通科協作計劃,希望將穩定的長期病患者安排至私家普通科醫生跟進。計劃基本上是失敗的,醫管局沒有目標及策略要分流多少病人去私人市場,結果官僚是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醫管局最後分流不到0.1%的病人至私家醫生,淪為公私營醫療的笑柄。這是典型官僚的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長者醫療券的設立,亦是希望可以鼓勵長者多利用私家醫生醫治輕微疾病如頭暈身熱、傷風感冒等病症,避免使用急症室,亦可用於疾病預防。推行10年,由於過分寬鬆,長者醫療券已經偏離設立的初心,淪為眼鏡公司、海味商及其他輔助醫療所爭奪的市場。

筆者有五大建議:(1)醫管局應該改善管理,大幅增加壓力點的人手,不但要增加前線人手,上級還要減少管理會議;(2)增加前線醫護人員薪酬及超時津貼,加強前線人員的士氣及減少流失率;(3)公私營協作計劃要訂立目標,以有效分流病人;(4)優化長者醫療券,如傷風感冒券,確保所有資源能有效使用,從而減少急症醫院的壓力;(5)公立醫院停止為私家症服務,確保所有醫護人員全力支援前線工作。

作者是香港醫學會會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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