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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面面觀——從眾說紛紜中理出頭緒來(文:盧荻) (09:00)

國有企業的改革與發展是整體「中國模式」的核心特性之一,不僅是經濟問題,而且關乎政治,也是今日國際摩擦、「新冷戰」威脅的聚焦點之一。此所以從國內外決策圈到輿論以至學術研究,對中國國有企業的表現、功能和前景的論述及要求,一直以來就是眾說紛紜、爭論不休,其中也自是不乏種種物質利益勾連。

關於國企業績的常識與反常識

長期以來在國內外輿論中存在着一個「近乎常識」,說無論何時何地國有企業本質上必然是低效率、無可救藥,所以國企唯一出路就是消亡,即是私有化,而中國國企也不例外。這個「近乎常識」來源不一,但是其中肯定有現實政治的份——就是說以私有化作為核心政策信條的新自由主義,縱使有其知識基礎,終究也是以壟斷資本的階級鬥爭戰略為原動力。事實上,世界範圍的私有化運動的始作俑者是英國戴卓爾夫人政府,其原動力正是為了壓制勞工權益以維護資本的利潤追逐。

具體到中國國企又如何?輿論將上述常識循環再用,這是直至今日的常態。而國內外決策圈的宣示卻是令人意外地頗為不同,即使是對國企毫無同情的世界銀行,作為新自由主義決策代表機構之一,卻是早自1996年就在《世界發展報告》中如此斷言:「中國的國有企業始終是整體經濟的負累,雖則它們的效率是在改進中。」這實質上是否定了國企本質上無可救藥的說法。

究其原因,是一直以來嚴肅的學術研究文獻大都發現,中國的現實情况確實是國企效率在改革過程中持續改進。

然則為什麼還說國企是整體經濟的負累?按照世銀及其相近的政策報告和學術著作的論斷,基本上是兩個原因:一是國企效率改進速度不及「非國企」,所以在相對意義上仍是負累,私有化因而仍是必須;二是國企在效率改進的同時,卻又很有支出過度的衝動,往往導致財務業績惡化,從而在財務意義上拖累了整體經濟。

這個「國企負累」論縱使屬實,也是有時效的,至多是只能概括改革開放年代前半期的情况。就效率問題而言,各種指標顯示,直至1990年代中後期,國企效率改進速度確實不及非國企(而「非國企」直至那時其實仍是以集體所有制企業而非私企為主),在此之後的對比卻是反轉過來。同樣情况也見於財務業績對比,以最具整體性的企業稅前利潤率指標看,國企表現在改革開放年代前半期確實不如非國企,在後半期卻是基本上超過了非國企。

比商業標準更重要的是經濟和社會貢獻

改革開放年代後半期,也就是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中國經濟一定程度上呈現「國進民退」趨勢,即是國企擴張速度快於民企。這其中被稱作「民企」的其實是以私企為主,因絕大多數集體企業和中小型國企都已被私有化了。對此,堅持國企無可救藥論的輿論、決策圈、學術論著顯然無法接受,必須在面對這個異常的現實時,構建出新的符合國企低效率判斷的解釋。

這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解釋或假說是「國企壟斷」論,意指國企面對的市場競爭壓力遠低於私企,從而前者往往透過其較強的市場力量攫取後者(以及消費者)的利益,形成上面所述的業績表現的反轉。這個解釋的背景是國企與私企之間確實是形成了一個分工格局:1990年代中期的「抓大放小、下崗增效」私有化運動後,剩下的國企幾乎全是大型企業,它們佔據了各個產業部門的上游環節,而規模較小及資本密集程度較低的私企則處於下游環節。而這個格局的持續,一定程度上還是國家干預所致,包括上游環節的准入限制、國家主導的基建投資往往是由國企承擔,及國家控制的金融機構在分配金融資源上偏於向國企傾斜等。

國家扶持的背面,是國企必須承擔更多經濟和社會責任,包括並不盈利的基建投資和研究開發投資、作為開荒牛的(尤其是與「一帶一路」相關和尋求資源保障的)對外戰略投資、基礎設施營運上的價格和盈利限制、國家抗禦經濟周期波動政策的執行主體,及相對於私企來說是水平較高的環境和勞動保障等。對國企財務業績而言,這些承擔只能帶來負面影響,與國家的扶持政策措施互相抵消。

這樣,改革開放年代國企與非國企的相對業績表現,無論是前半期的前者遜於後者,還是之後的反轉,其實都未必反映兩者的相對效率水平及其變動趨勢。尤其是自1990年代中後期以來的「國進民退」,究竟是來自國企的壟斷地位,還是因為它們的規模效益所致,這很難從實際表現出來的相對業績作推斷。

企業的業績表現,就其性質而言只是市場標準、商業標準,唯有在市場原教旨主義理論中才被說成是等同於經濟貢獻甚至社會貢獻。1990年代中期「抓大放小、下崗增效」改革正是以這種理論為指引,將(作為市場經濟常態的)宏觀需求不足導致的「富餘職工」看成純是企業的負累,以為成功將他們推給社會就等於改革成功。其結果不僅是導致數千萬職工下崗失業的社會悲劇,單就經濟而言,還透過「失業-壓抑消費」鏈條使宏觀需求不足更為惡化,將整體經濟推到通貨緊縮的危險境地。

重塑「中國模式」  與國企改革前景

市場原教旨主義之外,在更廣泛的經濟學界和決策圈中,總是假定存在着一個唯一的、普適性的最優最有效率的經濟模式,而國企與私企的效率特性因此就假定是固定不變。這個假定與新世紀以來的中國現實並不相符。

中國經濟模式在19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義改革後,經歷着一個根本性的重塑過程。在2000至2012年間,勞動生產率與工資、投資與消費都是同方向、按比例增長,而且是空前快速增長。這些結構性特徵及在體制上「大企業、大政府、大勞工」漸趨主導,很有趨同於「資本主義黃金時代模式」——即1950至70年代在西方國家佔主導的經濟模式——的迹象,而這個模式顯然比新自由主義更符合經濟和社會發展需要。

在這其中,國企無疑是「大企業」的承載者,例如2017年「《財富》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內地加香港有111家(其中香港4家裏面有兩家是中資),其中90家左右是國企。國企發展與新世紀以來的經濟模式的對應性,一方面意味着它們的業績表現確實很有可能是源自規模效益而非壟斷地位,另一方面國企作為國家主導的基建投資和研究開發投資的承載者,應也是整體經濟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重要支柱。

2012年後,因現實上和決策圈意識形態上的多種原因,中國經濟出現嚴重的金融投機化情况,使上述朝向黃金時代模式趨同的勢頭受到干擾和削弱,直至今日這兩種趨勢、兩種模式仍在激烈角逐。而國企的表現和改革前景,正與這個角逐直接相關。

作者是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經濟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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