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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化社會、財經資訊與市民的個人及社會價值觀(文:鄧鍵一) (09:00)

「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是過去十幾年社會科學的熱門題目。簡單來說,金融化指金融機構及金融活動對社會運作日益重要,金融相關行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也愈來愈高。在企業層面,一些本業與金融並不相干的行業,都難以避免涉及金融操作,而且金融操作的影響甚至會超出它們本來的業務(例如國泰航空因為燃油對冲導致重大虧蝕)。在個人層面,金融化社會要求每個人都成為投資者。最基本的,每個人都應該懂得管理自己「強積金」的投資組合。以前所謂「儲蓄」是籠統的概念,現在變成「資產管理」,強調每個人都應該透過金融操作令自己財富獲得更大回報。金融化在個人層面的影響,於過去10年的超低息環境更加明顯,為了避免自己的儲蓄放在銀行白白「蝕通脹」,很多人都不得不積極學習投資。

香港作為地區最主要的金融中心,金融資訊四方八面。其實,很多人即使本身不是投資者,都總會從不同途徑接觸到投資相關資訊。這些資訊除了傳遞市場消息之外,也或多或少附帶着各種個人及社會價值觀,例如個人理財紀律、投資理財對個人未來福祉的重要性、政府經濟及福利政策等等。然而,這是現有文獻甚少觸及的部分。去年,筆者與李立峯教授及曾仲堅博士就「金融化」這個主題做了一個問卷調查(註1),當中一些題目關於受訪者接觸金融資訊的情况,有助我們了解在金融化的環境下,媒介及金融資訊如何影響到個人態度及價值觀。

首先,有37.9%受訪者表示「頗經常」或「十分經常」從大眾傳媒接觸到金融財經資訊。如果按個人投資狀况劃分(註2),沒有任何個人投資的受訪者,上述百分比是11.9%;有個人投資的,則是48.7%。另外,有15.5%「頗經常」或「十分經常」從家人、朋友、同事等個人網絡接觸到金融財經資訊。

大眾傳媒和個人網絡 是截然不同輿論語境

正如剛才提到,我們主要關心的是,市民透過傳媒或個人網絡接觸金融財經資訊的過程中,有幾大程度受到當中附帶的個人及社會價值觀影響。分析發現,受訪者從大眾傳媒、個人網絡接觸到金融財經資訊的頻密程度,跟以下關於個人及社會價值觀的變項呈顯著關係(註3):

經常透過大眾傳媒接觸金融資訊的受訪者,普遍有以下傾向:

‧ 傾向同意「靠自己儲首期買到樓的人比較可靠」

‧ 傾向不重視個人物質享受

‧ 傾向反對「全民退休保障」

至於經常透過個人網絡接觸金融資訊的受訪者,則有以下傾向:

‧ 傾向不同意「香港社會制度普遍而言是公平的」

‧ 傾向同意「政府應該開徵新稅來增加福利」

‧ 傾向不同意「立法要求僱主改善僱員待遇有違自由市場原則」

在討論以上結果前,需要強調一點,大眾傳媒和個人網絡並非互相排斥的資訊來源。經常透過大眾傳媒接觸金融資訊的受訪者,也較大機會經常透過個人網絡接觸到相關資訊。而結果反映出來的重點在於,同樣是金融資訊,大眾傳媒和個人網絡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輿論語境。可以從結果推斷,大眾傳媒傳遞或討論金融資訊的時候,往往連繫着新自由主義的價值觀,強調個人理財紀律,較重視延後滿足,也較反對社會福利。但是在個人及生活層面,當大家面對面討論投資理財的時候,側重點反而在於如何透過投資,去解決由於社會不平等、生活欠缺制度保障可能帶來的經濟困難。

文化規範在個人價值觀層面的張力

當然,上述兩種價值觀某程度上是難以兼容的:一個人如何既認知到社會不平等,同時反對社會福利呢?金融化社會提供的說法就是,好好學習做一個投資者,透過參與金融操作成為資本家的一分子。但事實上,並非每個人都能夠輕易學懂投資,也不可能每個人都是金融市場的贏家,那他們又如何說服自己,繼續學習做一個理想投資者,去面對一個需要獨自承受各種經濟風險的社會呢?這正是金融化社會的文化規範在個人價值觀層面的張力所在,也需要更多研究和討論。

註1:調查由中文大學傳播與民意調查中心進行,以電話隨機抽樣,共訪問1020名18歲或以上香港市民。數據在分析時經加權處理,使樣本和香港人口在性別、年齡和教育程度的分佈一樣

註2:這裏所謂「個人投資」包括外幣、股票、基金等等,但不包括房地產

註3:迴歸分析的控制變項包括: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婚姻狀况、居住狀况、個人投資狀况

作者是香港恒生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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