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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倒退抵消開放成績(文:劉銳紹) (09:00)

改革開放40年,中共大事宣傳「成就非凡」,藉此增加凝聚力。習近平更會利用這個機會,進一步鞏固其核心地位。筆者不否定在這期間的某些成績(成功的原因卻有不同於官方的解讀,詳見另文),但既然官方的宣傳只側重歌功頌德,本文不妨集中在官方不談甚至忌諱的內容,以作平衡。

概括而言,過去40年中國在經濟、科技、軍事、國際影響等方面取得長足發展,但在政治、社會管理和意識形態三方面卻不能起飛,近年更是大倒退。

制度改革步步為營 畢竟有點成績

1978年12月18至22日,中共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確定了3個轉變:由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由封閉、半封閉轉為對外開放;由墨守成規轉為多方面改革。同月,鄧小平在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發表講話,明確指出:「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1980年8月,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鄧小平怎樣才能避免文革重演,鄧明確回答:「要從制度方面解決問題」,要建設民主和法制。原來在此之前幾天,他已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講話,涉及領導人任期限制、分權和監督問題。

對於仍受封建意識束縛的中共高層來說,能說出上述的話已算有所突破了。其後,它的制度改革十分審慎,步步為營,但畢竟也有點成績。這裏試舉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例,可謂最具新意。當時我長駐北京採訪,不少人認為「十三大」是中共的第二次解放(第一次是1949年的政權解放,「十三大」則是思想的解放)。

例如,「十三大」同意「黨政分開」(初名「黨政分家」,但高層擔心失控,最後否決),黨管黨的事,把國家的事情交還政府管理,黨只作方向上的領導。這種意念後來發展到「黨企(業)分開」、「黨教(育)分開」、「黨群(眾)分開」;於是,民間經濟、教育事業和社會團體逐步鬆綁,出現小量民營企業、受規範的函授教育機構和「單細胞非政府組織」(即不能串連活動)。

又如,「十三大」提出「重大事情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經人民討論」。這兩句說話經過多番爭論,才能得到確認。於是,「知情權」和「參與權」的概念出來了。一年後,《新聞法》開始起草,3批開放派人士受權研究,分別是由全國人大前常委胡績偉(《人民日報》前社長)領導的班子、北京的人民大學和上海復旦大學的研究團隊。當我看見《新聞法》第一稿時,最搶眼的就是「保障新聞自由」也列入其中。

再如,國務院設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體改委」,部級單位)和研究所(「體改所」)。雖然正職是研究經濟體制改革,但其實同時研究政治體制改革;其中「體改所」更起用多位年輕人,銜枚疾走,低調行軍。

此外,中央逐漸開放言路,有兩次知識界的聚會備受關注,即北京飯店會議和都樂書屋會議;改革派、自由派紛紛發言,成為1979年「理論務虛會」以來知識界和民間的最強音。

還有,「十三大」確立在中央委員會實行差額選舉。當年的差額比例只有百分之五,但已發揮威力,令「左王」鄧力群落選。我清楚記得,消息公布後,北京市民大放鞭炮,奔走相告。

「六四」後政治改革完全停頓

可惜,政治改革在「六四」後完全停頓。《新聞法》只出了第一稿就被腰斬,30年來不再提及。「體改所」的精英各散東西。不少改革派、自由派成為杯葛對象,或被開除出黨。實施了短時間的「黨政分開」,在江澤民主政時已走上回頭路──大部分省市的人大主任都由當地的黨委書記兼任。差額選舉雖然保留至今,但沒有按原計劃提升到政治局也實行差額選舉。胡錦濤年代曾嘗試政治局「海選」新增的委員,但習近平上台後又取消了。換言之,差額選舉只增加少許差額的比例,其他原封不動。

至於退休制,更是波濤洶湧大翻覆。鄧小平確定國家主席任期不超過10年,並寫入憲法,江澤民後來還定下「七上八下」的基本原則。可是,鄧小平沒有實質遵守退休制度,自己擁權和在幕後操縱至垂死之時;江澤民也不遵守「七上八下」原則。習近平接權後,乾脆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為長期掌權鋪路。

習近平的政治倒退

習近平的政治倒退,不單在退休制上,還表現在高度集權之上。他除了黨政軍大權在握之外,還兼任至少12個領導小組和高層委員會的負責人;在法律事務上,「709大抓捕」是他的「代表作」;在意識形態方面,他上台後即明令「七不講」(新聞自由、司法獨立、普世價值等不能講);局限人民與境外的正常往來(例如實施「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利用科技監控人民(例如「互聯網管理法」、人面識別系統、社會信用系統等);轉彎否定「文革是災難」的定性,變成有正面意義的「艱辛探索」……例子太多,難以盡錄。

中國的希望 不能寄託在領導人剎那「開明」

回顧40年的政治步伐,可見中國仍是一條腳走路,只講發展經濟和硬實力。軟實力是什麼?沒興趣知道。中國的封建土壤實在太厚了,既得利益者感到利益受損時,必然集體反撲,更令中國的改革舉步維艱。這40年還令我有一點感悟:中國的希望絕不能寄託在領導人剎那間的「開明」之上。

鄧小平雖有少許政治改革的動機,但即使他仍然在世,也不能落實自己的話;1992年的「大南巡」掀起「再改革之風」,實際是他在北京被保守派圍堵後才想出來的釜底抽薪之法。即使是評價較好的趙紫陽,也是在失去影響力之後才真正懂得民主自由的重要性。江澤民為了鬥倒政敵,才推出「七上八下」,但他自己也不遵守。習近平更只集中在個人權位之上,振興中華仍然前路漫漫,政治改革更是遙遙無期。

(評析改革開放40年之一)

作者是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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