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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人類基因的倫理爭議(文:楊庭輝、郭文德) (09:00)

深圳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日前宣稱,他的研究團隊成功以基因編輯科技孕育出終生免疫於愛滋病毒入侵的嬰兒,引起軒然大波。現時相關爭議主要分為三大方面:一、基因編輯在原則上是否符合生物倫理學的核心價值;二、賀氏具體的研究項目有否違反生物倫理學的原則和研究的倫理審查程序;三、基因編輯及其他形式的人類基因工程如何影響未來的人倫關係。縱然三者有交織重疊之處,但它們並非屬於同一個命題,而醫學和生物學研究的倫理審查範圍在絕大部分情况下只涉及前兩項爭議(至少在字眼上是如此),第三項爭議則屬於較廣泛的應用倫理學討論範疇。

編輯人類基因的生物倫理學爭議

一般來說,應用倫理學認為當事人作出涉及傷害別人的風險的決定時,須考慮必須性和權衡利益與風險/比例原則兩項倫理原則。有些哲學家認為,如相關行動涉及人命傷亡風險,那只有在有作出特定行動的必須性的前提下,權衡它帶來的利益與風險才有意義。有小部分哲學家甚至認為,即使特定的行動不涉人命傷亡風險,也不代表當事人在不必要的前提下具備介入的正當性。前者往往較後者對胚胎篩選、基因測試、藥物基因體學等間接干預的基因工程採取更寬鬆態度,原因是這些工程大多沒有明顯增加目標對象所承受的風險之餘,還可能為他們帶來重大好處。

與間接干預的基因工程不同的是,基因編輯是直接改變胚胎或人體現有的基因運作,以圖達到特定理想效果的舉動。我們難以斷定科學家作基因編輯實驗或手術的動機,但標準的醫學和生物研究的倫理審查,會以相關實驗或手術是否有其必要性和利弊風險來作衡量。

就必要性原則而言,科學家對部分類型的編輯人類基因技術的指控,不外乎是現時已另有醫療科技可有效治癒或控制指定的病情,以及相關實驗或手術會打開潘朵拉盒子,誘發一連串試圖編輯人類身高、外貌、體格基因等不必要的行動。然而在邏輯上,後者的指控有滑坡之嫌:我們可在原則上局限人類基因編輯技術應用在杜絕疾病(實際操作上的問題不應與原則性問題混為一談,而且並非在原則上一刀切否定編輯人類基因的道德正當性,便可確保人類世界不會出現編輯人類身高、外貌、體格等基因的地下實驗活動)。

此外,現時醫療科技有效治癒某種疾病,並不代表目標對象不會重複感染相關疾病、有效控制指定病情,亦與永久把病毒從目標對象的身體隔絕開來有明顯分別。抽空來說,即使科學家只是透過人類基因編輯技術使目標對象永久免於感染可治癒的流感病毒,我們也不能否定達到此目標會為人類帶來一些十分重要的好處,例如目標對象可免卻於(重複)受感染所帶來的麻煩、人類可把有限資源逐步轉移至集中在研究如何醫療其他疾病上等。

賀氏研究項目的具體爭議

况且,如果我們在道德上容許人類接受一些非必要的(矯形)手術和疫苗注射,我們也不應以必要性原則全盤不容許科學家編輯人類基因。然而,改造人類基因真正的問題,在於現有的科技成熟程度,很多時遠遠不足以把目標對象(人體)所需承受的風險控制在合理範圍內。權衡利益與風險的倫理原則,並不應把一些意料之外的好處納入相關計算之中,但一些意想不到的(潛在)壞處則需被視作相關的壞處,而且相關的壞處並不應設有時效性的限制(註1)。不少科學家口誅筆伐編輯人類基因可能會為目標對象或其後裔帶來意想不到的其他(基因)問題,正正是出於相關的比例原則的考慮。

在原則上,改造對後代有影響的生殖細胞(germ cells),比只對個體有影響的體細胞(somatic cells)需慎重得多。是次賀氏試圖以Crispr-Cas9技術敲除(knockout)屬於生殖細胞的CCR5基因,但一來被敲除的基因可能尚有很多為人所不知的重要性,二來目前相關的敲除技術仍十分不成熟,錯誤移除其他基因的風險不低。况且,是次實驗並無移除同樣可令人體感染部分種類愛滋病毒的CXCR4,其實驗成效十分成疑(註2),並不符合謹慎權衡利益與風險的倫理原則。

人倫關係顧慮  不應凌駕科研探索自主性

有些批評聲音甚至追本溯源至譴責賀氏的研究繞過正常的研究倫理審查程序,以及涉嫌沒有給予嬰兒父母足夠清晰的資訊,讓他們作知情同意。可是賀氏的案例,並不能用作全盤否定鑽研編輯人類基因在原則上有可能符合生物倫理學的考量。純粹從科研角度來看,這道大門不應永遠被關上作自我設限。

誠然,近日已有不少評論延伸探討直接改造人類基因對未來的人倫關係的潛在影響,例如引述美國哈佛大學哲學系教授Michael Sandel的觀點指,無止境追求改造人類基因,有可能使人類摒棄生命特徵乃上天賜予的禮物的觀念,改為擁抱人定勝天的自負性格。實際操作上,當直接改造人類基因的技術愈趨普及化後,日後入學、見工面試、購買保險以至求偶時是否要申報自己曾接受過什麼類別的相關改造呢?沒接受相關改造的人,會否受到歧視和排斥呢?此外,改造人類基因科技的成本高昂,有可能淪為富裕父母改造子女的玩意。

這些潛在負面影響固然值得正視,但它們不應成為科研的絆腳石。歷史經驗多番告訴我們,一項新的科技發明既可用在正途,亦可被野心家挪用在歪途之上。然而,如果科學家處處受到科研倫理以外的顧慮掣肘,那麼到了最後,他們只會連很多其他科研項目也不能夠進行。值得一提的是,成本昂貴是任何科技開始發展的必經階段。容許科學家在符合科研倫理的前提下繼續研究,是降低研發相關科技成本,讓其普及化的重要途徑。相反,諸多限制可能才是導致科研成果淪為少數富豪的奢侈品的元兇。

註1:Hurka, Thomas, 2005. "Proportionality in the Morality of War,"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33(1), pp.39-40, 45-46.

註2:阮文略,〈再談人類基因組編輯〉,載《立場新聞》,2018年11月29日(bit.ly/2KMN25F)

作者楊庭輝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副研究員,郭文德是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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