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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劉迺強(文:王卓祺) (09:00)

好友劉迺強走了。從我在香港大學1972年讀一年級計起,認識他有46年之久。當時他是社會科學院必修科統計學的導師。我畢業後第二份工是他請我的,為一份他合伙出版的工業貿易周刊做編輯。我做了一年(1976-77年),周刊亦結業。之後,我們的關係便是朋友,尤其是在論政參政團體匯點的10年間(1982-1992年),可以說是政治運動上的戰友。他是首兩任的主席(二年一任);我第一任做秘書,第二任做內務副主席,另一位副主席是楊森。我們退出一手創立的匯點後,大家忙着自己的事業,直至1998年回歸之後,我們一班好友,迺強之外,還有4年前去世的曾澍基,成立了一個智庫組織——香港社會民主基金會。後來由於成員之間政治立場不同,我們便決定結束這個組織。我最後一次在組織上與迺強有聯繫是2009年,他搞了一個「香港再出發」運動,我以學者身分與他一齊現身記者招待會。

一士諤諤  不畏「出位」言論

做了全國政協委員之後的迺強,不少人都認為他的言論出位及偏左。對我來說,這可能是六四後,香港社會有着一種道德的偏見。迺強某些言論,例如六四天安門沒有人被坦克輾過,這可能是事實;但顯然是不合某些人的期望。若我們客觀的了解事件,如當時參與者侯德健及劉曉波的旁證,也是證實天安門沒有死人。我認識的劉迺強並非故意言論出位,只是說他相信的話而已;非同道者是否合聽,不在他考慮範圍。這樣的作風,不單單是他,我自己亦有這種一士諤諤之性格。這與我們當年的經歷有關。記得1983年我們成立匯點的時候,當時社會對中央政府提出「港人治港」採取強烈的懷疑態度。那些所謂政治精英、社會領袖還在推銷主權換治權的方案。當我們還是30來歲的初生之犢,若沒有莫大的自信、堅定的民族立場,如何提出認同中央政府收回香港主權的言論呢?我相信這種經歷,培養出迺強不畏所謂「出位」的言論。

徹頭徹尾的愛國主義者

我認識的迺強是一位出色的謀略家,思路精密,言人所不能。過去幾年,不時到他家聊聊,天南地北,當然涉及國家及香港的一些重大問題的分析。就算我在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任全職顧問,接觸的人與事亦不少;迺強的時局觀察亦比我了解的多及深。在我認識的朋友中,迺強的識見令我特別佩服。當然,他有點雜家的味道,與另一位好友曾澍基不同,迺強加入戰團,參與其事;曾澍基是學者,有點抽離現實,旁觀者的清高。當年我們3人一齊退出一手成立的匯點,今天,兩位摯友已去,何其哀痛!

當迺強離任全國政協委員那一年,他在北京參觀一間醫院,偶然的機會下做了一個身體檢查,卻發現患了癌症。之後,我不時勸他要保重身體。迺強卻不為所動,繼續他的工作,希望為香港及國家做多點事。他這種情操很令人感動。當然這並不表示他對香港前景樂觀,只是抱着可以「做得幾多便幾多」的無私奉獻精神!不過,他是中國民族復興的大好友,對國家主席習近平抱有極大的期望。無可置疑,就算觀點不同,相信大家都會同意他是徹頭徹尾的愛國主義者。

樂觀自信神情  永留心中

記得我們當年商討成立匯點的時候,是在他置富花園的家;一瞬間已經是36年前的事。這幾年,我經常想起曾澍基。今天,不幸迺強又走了;何其揪心。但他那樂觀、自信的神情,將永遠留在我心中。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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