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下一篇
上一篇

跨境經濟整合 需更多社會影響評估(文:葉國豪) (09:00)

自港珠澳大橋通車以來,連續幾個周末約10萬人次經大橋進出香港,各界普遍質疑特區政府是在明顯未準備好的情况下倉卒開通大橋服務。顯然,在廣深港高鐵、大灣區及港珠澳大橋等無法逆轉的跨境經濟整合大潮下,我們必須更重視其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s)。

首先是跨境經濟整合所帶來的失序行為。許多參與廉價甚至違規旅行團的即日來回內地旅客,在原有的規則與監督不再存在,同時也不熟悉香港的社會規則情形下,容易產生失序的行為,包括擠迫、喧鬧、亂丟垃圾、搶購民生用品等。部分來港不足兩個小時就回程的購物團,不僅對交通運輸帶來沉重負擔,其消費能力更令人質疑。東涌作為大橋通車後首當其衝的鄰近市鎮,居民的日常生活可謂未蒙其利先受其害。對此,旅遊業界建議加強旅客教育,事實上卻只能是緣木求魚,在中短期內難以看到實質的改善,付出的成本卻是本地民眾的生活質素,甚至香港作為國際旅遊城市的聲望。

其次是社會影響評估的缺位。早於2009年,已經有東涌區議員針對居民生活質素可能受大橋開通後的影響表示關注,可惜未受到應有的重視。政府部門早前也僅關注東涌的空氣與景觀是否受到大橋影響,相對忽視社會影響。例如應該如何量度人流、地區的負荷量是多少、哪些生活質素受到影響、是否應該設定旅客上限、排隊等待時間太長的成本等,都可以是社會影響評估的內涵。

經濟效益不等於社會效益

事實上,特區政府長期輕忽跨境經濟整合的社會影響。舉例而言,自2009年4月開始而止於2015年4月的「一簽多行」(後「優化」為「一周一行」)可謂一個慘痛的經驗教訓。相關統計數據已經表明「一簽多行」帶來了大量的即日來回旅客,所謂港深兩地「一日生活圈」的建構,更將香港變成鄰近城市的「超級市場」與「大雪櫃」,主要對本地零售業有好處,然而對運輸、酒店與整體旅遊業的好處則極為有限。直至2012年9月,當時的政府才開始針對「一簽多行」的承受能力做出評估。而拖了一年多直到2013年12月,商經局才完成相關的社會影響評估,報告只是重申作為小型與外向的經濟體,香港不應該針對到訪旅客做出限制。此結論飽受社會各界批評。

在社會影響評估方面的工作,香港顯然落後於同樣屬於旅遊城市的澳門以及日本京都。如今東涌已然成為另一個內地旅客認識香港的窗口,讓缺乏或不願負擔自由行的旅行團近距離體會香港,然而,這與特區政府長期以來想吸引高消費過夜旅客的方向差異極大。針對東涌的亂象,已經有本土派地區團體發起「光復行動」,相關的中港兩地社會衝突更有惡化之虞。

在跨境經濟整合大潮之下,我們需要認知到以下事實。首先,經濟效益不等於社會效益,尚且目前大橋的經濟效益仍不可見。第二,被譽為「同心橋」的大橋究竟產生什麼社會效益?究竟是增加三地社會民眾的互動與了解,還是惡化了彼此的對立與歧視?第三,因應大橋通車所產生的「滴漏效應」(trickle-down effect),即由增加來往旅客需求所帶來的商業供給,對一般市民究竟帶來了什麼影響?具體來說:究竟是誰獲益於這些跨境經濟整合的過程?誰又對此付出沉重的成本?港珠澳大橋的通車儘管可能有利於昂坪纜車的載客量,吸引更多地方商舖的開設,但是對當地的房價影響成疑,至今經濟效益備受論者爭論,在社會方面卻已經產生負面影響。

如仍以道德訴求拖延 恐惡化問題

事實上,特區政府已經承認相關問題的嚴重性,各相關部門(如運房局、商經局、保安局與警方等)與旅遊業界已與內地政府加強溝通與協作,以處理因大橋通車所產生的各種問題。依據過往經驗,香港的角色往往非常有限與被動。然而有效的對策必須盡早提出,如果最後仍以過去「來者是客」、「樹大有枯枝」、「多包容」等道德訴求拖延,恐怕只會惡化問題,甚至引發更嚴重的兩地民眾衝突。過往學界的研究已經指出自2003年簽訂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後所開放的自由行,對於民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有時呈現負面的影響。如今林鄭月娥政府的公信力仍舊薄弱(根據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的調查,在今年9月有35.9%的受訪市民不信任或非常不信任香港特區政府,不可低估),港珠澳大橋已經成為社會上各種有理、無理批評的對象,特區政府對此不可不慎。

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客席講師

相關字詞﹕編輯推介 文摘

上 / 下一篇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