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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審法院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法庭(文:邵善波) (09:00)

在有成文憲法,特別是有人權法的司法制度下,香港終審法院的一個基本實踐,就是在相同層次而又有可能互相衝突的法律中,適用相關法律而對某一件案作出判決。故終審法院適用法律的決定,不可能只是單純對現有法律的解釋,而實際上包含(廣義的)政治判斷,是對社會上不同的價值觀的一個取捨。這也是為什麼在這制度下,法院判決很多時候也製造法律,也是法律的一個來源。這是法學的一個基本常識。

代表香港法律界的立法會議員、公民黨執委及專業議政召集人郭榮鏗先生,似乎並不明白或接受這制度的基本性質及原理。他在這問題上的看法無疑是有一定代表性,反映了香港不少法律界人士的理解,這是他們受專業訓練時所接受的教育,代表了法律界人士長期引以自豪的專業尊嚴:專業、獨立、非政治、大公無私。

我提出終審法院本質上是一個政治法院,並非質疑我們法律專業的這些優良傳統,也無意挑戰法律界的專業尊嚴,而是要指出終審法院在行使職能時、終審法院法官在適用和解釋法律時,以及在終審法院法官的選任的基本要求上,無可避免會牽涉政治判斷。但在郭議員看來,我的觀點似乎對法律界人士對自己的身分與角色認知是個挑戰。

終院政治角色與法治精神無衝突

我並無如郭議員所指「不斷指出香港司法制度與美國不同」(註1),而是相反——指出香港有關制度已變得與美國的制度趨同。終審法院的政治角色和對法官的政治條件要求與「法治精神」並無衝突,不然美國的制度,雖然全球只是排第19,也不能算是法治社會了。

恰是郭議員自己指出,香港任命法官的程序儘管根據《基本法》第90條的規定,看似與美國相似,卻「與美國實際上大有不同」,因為「香港的制度是法律界以獨立和專業的角度甄選法官為起點,行政長官雖有任命權,但眾所周知不應拒絕委員會的推薦,過去亦不曾發生過這樣的先例」。很顯然,郭議員論證的重點中所謂「雖有」、「但眾所周知不應拒絕」,強調的是過往的做法和主觀判斷,而並不是如今香港的制度設計。就制度設計而言,香港法院的法官「根據當地法官和法律界及其他方面知名人士組成的獨立委員會推薦,由行政長官任命」(基本法第88條),和香港終院法官和高等法院首席法官的任免「還須由行政長官徵得立法會同意」(基本法第90條),恰恰是與美國有關制度的趨同。

香港自回歸後引入成文憲制性的法律《基本法》,我們的司法制度已脫離了傳統英式無成文憲法的普通法法制,變成有成文憲法的美式普通法法制。這是大家首先要承認的一個事實。

基本法對終審法院和高院法官的任命或免職程序,加上了立法會審批這一政治性的環節,就是對回歸後終審法院性質的變化而作出的回應,這不是「看來與美國相似」,而是實際上一樣。這程序並不止是在「任命程序出現不當」時才發生作用的一個保險機制。立法會過去在法官任免上沒有實質地行使過否決權是事實,但有無「干預和反對」獨立委員會的推薦是一回事,在憲制上能不能「干預和反對」則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過往立法會沒有「干預和反對」,就武斷地認為它根本不應或不能行使有關權力。

涉終院爭議 無關政府管治威信

資深傳媒人而又是念法律出身的劉進圖,對我提出的問題只能以「起(作者)底」作回應,並根據各種主觀猜測,歸結為意圖「打擊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與管治效能」(註2)。

在我們的制度下,終審法院並不是香港政府的一部分,涉及終審法院的爭議與「特區政府的管治威信與管治效能」完全無關,與現今的管治班子的表現更無關,除了特首如何行使其對法官的任命權外。對香港現行的司法制度的探討,也不會打擊司法機關的管治威信與管治效能。反而社會應對這一問題有一個正確的認識,是非常重要的。

一個向來鼓吹民主、公民參與、言論自由的新聞工作者,只能以人身攻擊、猜測個人動機來回應一個司法制度上嚴肅法理問題的爭議,這與郭議員的口號式的回應如出一轍,反映他們不能正面回應問題,不能理性地討論終審法院的性質以及終審法院與政治有沒有關係,也可能反映他們根本拿不出合理的反駁理由。這是非常令人遺憾的。

註1:郭榮鏗,〈法官任命與審案去政治化才是法治——與邵善波商榷〉,2018年6月25日《明報》(bit.ly/2lFjdbA)

註2:劉進圖,〈前朝官員指點江山意欲何為?〉,2018年6月26日《明報》(bit.ly/2Mru2ct)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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