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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樓無示威?(文:阮穎嫻) (09:00)

雨傘運動發生後,有論者認為是物質層面及社會結構令青年不滿,社會運動是買不到樓所致;亦有論者認為後物質價值促使青年為了理想加入運動。有經濟學家提出,只要出售全港公屋,令無產者變有產,青年就不會因上流困難、財富不均而上街了。

有樓無示威,真的嗎?究竟自置居所與集體運動的關係為何?

以下有3個原因解釋自置居所的意識何以減少集體運動。首先,私人業權令業主會關心以自己物業為中心的私人領域,助長了以家居為本但少理社會時事及政治的生活方式。大家只關心幾百呎內發生的事,相對於以社區為本的生活方式和聯繫,業主減少參與公共事務。第二,因為要償還按揭必須有穩定工作遂趨保守,減少激進行為,所以左翼認為引誘人成為業主及供樓是資本家對工人的「社會控制」,令工人無法擺脫資本主義的勞役,自置居所無助工人晉身資產階級。第三,勞動階級被有業權及無業權分割,當有業權者愈來愈多時,有業權者又分割成更多碎片,難以組成集體運動。

相反,有些學者認為自置居所形成群體,助長集體運動。有些認為房屋本身造就階級,私人業主、公屋業主、公屋租客及私人租客因着與房屋不同關係而成不同階級。有些論者則認為,社會團體的組成不基於房屋與生產的關係,因自置居所本身是消費多於生產,業主是以其消費房屋的方式及集體經驗來定義他們的群體,而非生產。

業主很有意欲關心區內問題

自置業主與租客因利益對立引發集體運動的例子,屢見不鮮。英國諾丁漢很多年前嘗試成立組織容納自置業主及租客解決重建項目的問題,租客支持重建以爭取更多公屋,自置業主支持改善區內環境令物業增值,不同的利益考慮致協作失敗。這樣的例子在其他城市亦有案例。

即使與租客無關,業主基於自身利益也會團結參與集體運動,香港的例子有各區業主反圍標及美孚新邨反對旁邊土地興建屏風樓運動。當年美孚新邨約1000人發起遊行,有部分人連續20天躺在馬路阻止工程車駛入,並申請司法覆核。由於物業所在社區的發展如建公屋、骨灰龕及殯儀館等影響樓價,所以業主很有意欲關心區內問題。

除了因為樓是投資產品外,業主居住年期較租客長,居住穩定有利建立社區網絡及促進社區參與,業權亦提供誘因令業主自發參與改善私人及公共空間。1970年代澳洲維多利亞州政府想在墨爾本市郊建高架高壓電纜,遭地區政府及居民反對。有學者認為業主比租客更活躍是因為物業價值,也有學者指出這是基於業主的「社區意識」,沒有很多證據證明業主是因為社會運動成本效益較大所以採取這個策略。

這些鄰避效應(not in my backyard)的例子,香港有很多。海怡居民反對大業主將商場變成自由行特賣場集會遊行;平等機會委員會發現19間精神健康社區綜合中心在設立前的諮詢中,近半遭區議員及居民反對。無論是基於利益或其他原因,這與「業權使人只專注私人領域」的說法對立。

翻查部分有關的實證研究,在這問題上沒有一致答案。用各地數據、不同方法做的研究,有些發現業主的確政治上較保守,但與業權無關,有些甚至發現業主沒有較保守,說法不一。比較一致的結論是,業主比租客較熱中投票。但業主是否有更高的社會參與度,證據仍不足。業主可能較傾向參與鄰里和街坊協會,但其他社區組織、地區及國家層面的政治參與,就不見得與業主這個身分有關係。

在香港的環境,物質條件是否與雨傘運動有關?雨傘運動的調查發現參與者主要是中產和高學歷青年,但同時認為自己是中下產及草根的佔68%。政治學者鄭煒及袁瑋熙指出,參與者雖然在勞動市場是中產,但實際預測自己向下流動(註)。有33%受訪者住在自置私人樓宇,香港的自置物業率約51%,扣掉自置的資助房屋,自置私人物業率與調查數字脗合,不見得參與者在房屋地位上比全港為低。當然若參與者與家人同住,與房屋的關係是基於家庭而不是自身。

樓與社運的關係 還要再商榷

賣公屋是否能減少青年參與社會運動?第一,根據學術文獻及各地例子,自置業主的集體運動未必比租客少。第二,香港做的研究亦有類似結論,科大教授吳曉剛幫中央政策組做的一個青年上流研究,指年輕的政治運動者變得活躍並不見得與其社經情况有關。根據以上討論,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就當幫青年置業可以減少青年參與社會運動,賣公屋也不能大大幫助青年置業。青年輪候公屋分數低、等候時間久,快速得到公屋的人多以年長者及家庭為主,單身青年幾乎無可能藉輪候得到公屋。青年接近30歲成家立室開始排公屋,到編配時可能已不是青年了。

如果激進青年是問題,很多前人入獄已有殺雞儆猴的效應。近年樓價愈升愈高,但社會激進運動不增反減,減弱主要由政治因素主導。樓與社會運動的關係及其政策導向,還是要再商榷。

註:鄭煒、袁瑋熙,〈後雨傘運動:告別政治冷感的年代〉,2014年11月29日《明報》

作者是香港大學經濟及工商管理學院助理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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