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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烏合之眾(文:楊志剛) (09:00)

沒有了期盼,我們只是美麗小島上的烏合之眾。任憑我們如何聰明和勤奮,都只是烏合之眾式的生存。本應豪氣干雲的特區政府,記取了老百姓的怒火街頭,總結了前任特首的「下場」, 於是變得步步為營。政府有政府的「頻撲」和絞盡腦汁,人民有人民的不滿和無處宣泄。「期盼」這兩個字與我們竟然是這樣的無緣。今天的集體無助感,成為我們對前景的想像。對非建制派來說,失去了梁振英作為共享的攻擊目標,換來的是異樣的失落,甚至有點懷念。沒有了高端的共享敵人,輕狂地和年輕人一鼓作氣去搞港獨,卻又明知沒有出路,陷入進退兩難。

這是特區迷失的時代

眼見中央出手愈來愈重,明天如何是好?對建制派來說,失陷了的教育界,還會繼續失陷,令下一代的年輕人較這一代走得更偏激;新聞界、學術界、法律界、司法界甚至公務員體系中不少精英和骨幹,亦莫不如此。雖然突破了議會的幾個要塞,但看不出大局會有任何改變。

這是特區迷失的時代,是走向成功或失敗的十字街頭時刻。在政治迷失的時代,大眾集體意識作出理性分析的能力下降,集體參與社會行動的能力和決心上升,於是更需要有深具象徵意義的時代標誌,讓老百姓認同,亦使他們與政府在期盼上和決心上趨於一致。

自從政治成為港人日常話題後,每當論及時局,港人總是把重點放在一些具象徵意義的政治標誌,包括政改、人大8.31、佔中、旺角騷亂、梁振英棄選、林鄭月娥接棒、青年參政、大學校園政治化、港獨萌芽、議員被DQ(取消資格)。政治爭議沉重地壓在肩上,把剛剛踏上民主道路的港人弄得糊裏糊塗。

糊塗得我們在民主路上究竟是前進了或是後退了,都說不清;唯一清楚的,是香港人在政治上的失敗。由500多萬人一人一票普選特首的盼望落空了。這不單是結果的失敗,亦是過程的失敗。

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港人的政治覺醒提高了,但文明的水平降低了。我們的政治參與提高了,但百多年來的包容團結精神被摧毁了。我們爭取同一個目標,但這個共同目標卻把我們撕裂。我們欣賞青年學生的崇高理想和無畏無懼的犧牲精神,但亦見到大學生歇斯底里的暴戾。懷崇高理想是香港青年一直以來的品質,暴戾和暴力卻成為這一代爭取民主所誕生的畸胎。這是過程失敗的苦果。

普選特首終歸會來臨,2015年6月政改方案被否決只會是記憶的註腳,但失敗的過程,卻把我們的多元社會轉型為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社會,同時把香港從經濟社會轉型為政治社會。

港珠澳橋和高鐵 劃時代標記

在經濟社會的年代,我為政治、為民主而期盼;在今天政治社會的年代,我對政治不再期盼。一蹴而就的民主只會帶來民主的表徵,卻沒有民主的內涵。令我神往的是經濟和科技發展給予人民的幸福快樂,例如港珠澳大橋,又例如高鐵。兩者都是劃時代的標記。

大橋,從來是科技和歷史文明的象徵。十幾年前第一次到南京,抵後未遊秦淮河,卻先直奔長江大橋,為的是中學時讀了一篇介紹該橋歷史的文章。那座橋,才是「中國第一橋」。

「中國第一橋」與「世界第一橋」

該橋籌劃於1950年代末期,於1960年動工興建。大饑荒的年代,建築條件是難以想像的艱苦。原定計劃是由蘇聯提供技術和物資援助,但開工後不久,中蘇關係破裂,蘇聯專家全體撤出。蘇聯以為該項工程會成為長江河畔的爛攤子,但是建築團隊憑着8年的咬實牙根,調動全國造橋專家,於1968年把橋建成,是第一座在沒有外國工程師幫助下,由中國自行設計和建造的大橋。那是50年前國家一窮二白時的驕傲。

50年後的今天,我們築橋的驕傲除了橫跨長江的「中國第一橋」,還有跨越大海的「世界第一橋」。全長55公里,飛架香港、珠海、澳門三地的港珠澳大橋,是全球最長的跨海大橋、是海底沉管隧道最長的跨海大橋,也是世界公路建設史上技術最複雜、施工難度最高、工程規模最大的橋樑。這亦是香港的驕傲,因為我們的工程人員與國內和澳門的建築團隊,攜手合力完成這條「世界第一橋」。

據專家介紹,大橋連接珠海和澳門的通道將採用「合作查驗,一次放行」的通關模式。連「一地兩檢」中的「兩檢」亦簡化為「一次放行」,這是最便民的通關模式。香港段的通關會採用何種模式,我不知道。距離預計本年中開通的時間只餘半年,我期盼這條「世界第一橋」,能提供最便民的通關方法給港人,因為這是港人所盼望的。

中國的驕傲當然不止於築橋,與香港息息相關的還有高鐵。今年通車後,在香港乘搭高鐵可以「好、快、省」地遊遍神州大地的逾百座歷史文化名城和200多個國家級風景名勝區。屈指一算,預計每月最少乘坐高鐵一次。希望毋須「一地兩檢」,「一次放行」便可。這是香港的得天獨厚,是一國兩制給予我們的幸福。我們可以一方面生活在熟悉的環境和制度下,同時享受國家富強帶給我們的一切。

多年後研究政治符號學的學者在回顧我們今天這段歷史時,會發現最能象徵這個時代意義的,不是偶發的政治事件,而是人民對生活的殷切盼望。

作者是教育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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