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虐兒事件:預防比識別更重要(文:蔡蘇淑賢) (09:00)

「臨臨事件」引起全城關注。事件固然令人傷痛,不少聲音開始追究責任誰屬。在細節未明之時,筆者不敢妄斷;反而認為現時應化悲傷為動力,思考如何避免重蹈覆轍,並推動更好的政策和措施,給兒童多點保障。

處理虐兒的3層工作

事件反映目前呈報轉介機制需要檢制,已無異議。勞福局長羅致光亦已同意檢視,從而及早發現及介入懷疑個案。針對虐兒事件,涉及3個層次的工作,包括第一層的普及預防、第二層的篩選及支援「高危」家庭,和第三層的識別、支援虐兒個案及預防虐兒事件在同一家庭重演(secondary prevention)。

事件發展至今,坊間已有不少評論,不過大部分焦點均在目前呈報涉嫌虐兒個案機制的漏洞,也就是第三層的工作,包括:幼稚園在學生連續一個月不上課才需呈報;幼稚園及小學缺乏駐校社工服務;是否需要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及處理虐兒個案指引在執行上存在困難。

上述評論斷非無的放矢,呈報機制確實存在灰色地帶甚或漏洞,要盡快改善。不過,單純着力第三層工作,而忽視第一及第二層的工作,並不能根治問題。事件反映幾個更深層次的問題需要處理。

首先,不少評論指出「臨臨事件」正正擱在教育局、社署、學校及社工之間,若有更佳協調便可避免慘劇。事件充分突顯了兒童事務的複雜性,需要一個主責機構去處理及協調,顯示確立兒童事務委員會以至專員的重要性。政府應該加快成立,以及考慮配置專職兒童事務專員,以主責其事。

欠缺以預防為主軸的兒童政策

另外,香港至今仍未有一個整全的兒童政策。不少國家的兒童政策源於防止虐待兒童,以澳洲為例,其參考公共衛生及社會工作常用的預防介入模式,將之應用於兒童政策,強調普及預防措施,以識別個別家庭及兒童的需要,從而提供支援服務,避免其因缺乏支援而演變成為「高危」家庭。預防總是勝於治療,香港在第一層的工作欠妥,缺乏以預防為主軸的兒童政策,因此支援服務往往陷於被動及補救性質。

再者,保護兒童應該是全社會的責任。正如勞福局長所言,除校方及社工外,鄰居甚至看更等任何一個如果發現此事,及早介入的機會就會較高。要社會思維由「各家自掃門前雪」轉變為「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政府需要帶頭行事。不少國家的兒童政策文件,開宗明義提出兒童福祉是社會的共同責任,不獨是家庭,政府亦有顯著角色。香港政府在這方面的承擔較為薄弱,以兒童照顧為例,便一直強調是家庭責任,如此便很難帶動社會「以及人之幼」的思維。再好的呈報機制亦有缺漏的可能,但只要上述思維得以確立,各方便會積極「包位」,填補機制上的細小空隙,承托兒童成長。

篩選及增加支援高危個案

最後,香港欠缺篩選及支援高危個案機制。過往研究結果及服務經驗早已羅列了一些虐兒的危險因素,包括主要照顧者濫藥/酗酒、單親、再婚、有自殺風險、罹患精神病、家庭成員關係紊亂、兒童有特殊需要、多次更換照顧者等,「臨臨個案」正正屬於這一類「高風險家庭」。若能有效篩選「高危家庭」,並主動提供支援,便可穩固第二層的工作。台灣在這方面已建立一套篩選及支援系統,並由社工主動上門提供協助。

有效的高危個案篩選往往涉及私隱問題。要識別高危人士,便需要向推行服務的機構發放兒童及家庭的相關資料,以便提供針對服務。年前蘇格蘭有意為每名兒童配置一名「指定人士」,為兒童及其家庭提供諮詢及協助。支持者認為此舉有助預防虐兒。不過,由於兒童及其家庭的資料會分享予這類「指定人士」,反對者認為這做法侵犯私隱。最終歐洲法庭判定其違反《歐洲人權公約》,但卻認為該措施的目的毫無疑問是正當及良好的。由此可見,如無社會共識,這類機制實不易實行。

目前較能即時加強的第二層措施,是透過正在服務與虐兒危險因素有關的對象的機構(例如服務濫藥家長機構),推行預防虐兒的工作。由於這類機構已有現存的服務對象網絡,較易推行針對預防。

不宜盲目推行強制舉報

有建議實行強制舉報虐兒個案機制,但在香港實行需要考慮兩點。其一,是資源配套。前線社工、老師及醫護人員是最可能察覺懷疑虐兒個案者,三者本身已經納入現時的《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要求他們舉報。然而,三者目前的工作極為繁重,是否有足夠空間讓他們了解每名兒童的轉變,從而及時識別及舉報真正的虐兒個案?如果沒有空間,卻要他們負上全部責任,最終只會出現兩種結果:(1)一旦出事,他們成為代罪羔羊;(2)為求自保,不分輕重全部呈報,造成濫報。因此宜在相關專業展開更多討論,權衡輕重後才作決定。

希望「臨臨事件」能夠警醒當局、相關專業及社會大眾,兒童福祉永遠優先,人人都有責任好好愛護兒童,為他們多行一步。

作者是香港保護兒童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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