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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吧我們冷靜下來 聊聊同理心之害(文:健吾) (09:00)

當耶魯大學心理學系教授保羅布倫(Paul Bloom)寫他的書《失控的同理心》的時候,有這麼一個故事。他的同事朋友問他在做什麼,他說他在寫一本書,一本關於同理心的書。但當他補上一句,「我反對同理心」的時候,眾人就會感到錯愕,因為,「大眾習慣視同理心為絕對善,就好比我們絕不嫌錢多、絕不嫌自己太瘦……也絕不嫌同理心過剩」。

布倫認為,很多人理解「同理心」,就是了解他人、換位思考。他不反對這個解釋,但只要稍作深入討論,他認為這種「認知同理心,作為善的動力同樣過譽,畢竟精準判讀他人欲望與動機正是變態心理的一大特點,這種能力若逆向運用便成為剝削和暴行的機器」。

舉幾個例子。以下例子只為陳述同理心過剩之害,而沒有針對任何個別事件之意,敬希留意。

關愛座的論爭:只要一張照片,看到學生在玩電話、老人站着,那個學生就會瞬即成為「沒有同理心」、「不換位思考」、「不關愛老人」的孬種。網路上有很多「討論」說新一代沒有「同理心」。年輕一代就會在網絡反擊,看着老人「健步如飛」地「搶位子」,那你有對着一天到晚都站着的銷售員、侍應,上班16小時的上班族,甚至是剛在校隊練習完畢的學生運用過「同理心」嗎?覺得他們同付車資(老人的車資已在政府運用公帑,即大家的稅金補貼下大幅調低),為什麼不能坐?

「#MeToo」的討論:一個年輕女生,寫一篇千字文,在網絡控訴年少時候被侵犯的經歷。網絡以至社會賢達,都好像一面倒地支持少女的說法,彷彿寫出千字文的人,就絕對可信。陶傑在我的節目中說過,他在有生之年都會着力反對這種偽善的風潮,而且要一反到底。原因是在中國人社會文化氛圍底下,有過文化大革命的前科,單憑一個人的說法就可以指控另一個人,不需經歷任何的驗證或審訊,會導致災難後果。提出這樣說法的陶傑,以至同意這種說法的人,當然被大量女權主義者口誅筆伐,認為他沒有同理心。後來,在西方的女權主義者都煞停這風氣,原因是好些左翼政客學者,都被「#MeToo」了。法國女影星嘉芙蓮丹露都連同99名女性力撐男士,指反性侵風暴矯枉過正,認為男人有跟女人調情的「自由」及權利,對別人着迷,不是罪行。

導盲犬訓練員被拒進入茶餐廳:根據香港《殘疾歧視條例》,如果視障人士使用導盲犬被拒,店家是需要負上責任的;但如果是視力正常人士,根據食店牌照條例,他們的犬隻是不容許進入食店等「處所」的。早前西環有茶餐廳據說「因為態度惡劣」、拒絕視力正常的導盲犬訓練員進入餐廳,引發網民大力攻擊,令茶餐廳在面書(facebook)道歉。如果根據法例,不讓訓練中的導盲犬伴隨視力正常人士進入餐廳,才是符合發牌條例的做法。為什麼餐廳需要道歉?當然又是大眾「同理心過剩」作祟。

質疑工運組織的會計帳目:有工運組織為罷工工人籌款,被指他們籌措的數目比他們發出的數目大,有網民指工運組織「侵吞」款項。工運組織以至政黨中的「政工作者」,紛紛指那些所謂網上的KOL(key opinion leader)無的放矢、惡意中傷。後來開動他們的所謂網絡輿論機器,指這些KOL意有所指,目的只是抹黑工運及工人。KOL所以叫KOL,他們只是「鍵盤戰士」,同時也是「閒人」。結果火乘風勢,翻查網絡,發現工運組織聲稱自己成立了「獨立基金」為罷工工人做罷工基金,卻疑沒有申請慈善團體牌照,籌措的款項要被當成是公司收入,亦有可能要交稅。所以宣傳文本上的「全數」給「工友」作支援「罷工」用途成疑。而同時,當工運領袖解釋戶口的由來、提出證據時,發現提出證據的戶口號碼,跟宣傳物資上呼籲大眾捐款的戶口號碼不同。再在網絡一翻,原來兩個戶口曾在不同時點,以不同目的,向公眾籲捐。這些質疑,又同時被一些支持工運組織的網民視之為「打擊工運」、「對將來的工人」不利云云。

利用群眾同理心 可以做可怕壞事

只要群眾都很想告訴別人自己有「同理心」,就有很大能量,很容易令人一頭熱。同時,只要利用群眾的同理心,也可以做很多可怕的壞事。只是,很可惜,順手拈來的幾個例子,都足以看穿香港人現在總是同理心過剩,人人搶「道德升降機」、搶奪「道德喜瑪拉雅山峰」,而忘記了,其實理性思考人的陰暗面、想像人會如何利用別人的同理心去滿足自己的私慾,才會令公民社會走向成熟的境地。

作者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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