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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童之死與制度之亡(文:邵家臻) (09:00)

根據《兒童權利公約》第6條,締約國應確認每個兒童均有生命權,並最大限度地確保兒童的存活與發展。只是,今天再講《兒童權利公約》,恐怕只餘下尷尬和淒涼。是次屯門女童遭虐殺的慘劇所顯示的,不單是一個生命的死去,而是整個保障兒童生命權的制度的敗亡。

社署早在2015年修訂《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若機構或學校發現懷疑虐兒個案,均可直接將懷疑個案送往醫院檢查並報警處理。但是,根據傳媒報道,該女童在去年12月向幼稚園退學,幼稚園並沒有發現女童有任何異樣。而該女童之兄長曾被發現身體有不明傷痕,學校已交社工跟進,而社工亦向社署詢問意見,但最終學校社工及社署並無就兄長之個案作及時跟進,最終釀成慘劇。

個案背後反映的制度問題

若傳媒所言非虛,根據《處理虐待兒童個案程序指引》所指出的虐兒事件指標,學校發現該女童胞兄的身體受傷性質及嚴重程度,以至胞兄的身體狀况(如體重驟減、發育遲緩),均顯示該個案或涉及虐兒。是次看來,學校或社署對該個案的敏感度明顯不足,未有按指引及時介入。現時不論學校及社署就個案之回覆,都有互相推卸責任之嫌,並未有反省個案背後所反映出的制度問題。

第一,現時小學駐校社工服務人手不足,面對愈趨複雜的家庭及學生問題,工作量和壓力本來已非常龐大,容易掛一漏萬。再者,投標制度亦令小學駐校服務極不穩定,駐校社工或輔導人員不少年資尚淺,又未有足夠具經驗的督導支援。在此背景下,小學社工或輔導人員可能會疏忽甚至耽誤介入,間接讓慘劇發生。

第二,香港自1978年開始推行9年免費強迫教育,覆蓋小學6年及中學3年,近年政府已將免費教育逐步擴展至幼稚園。惟幼稚園至今並非強迫教育,就算家長不願讓子女入讀幼稚園,也不會觸犯法例。話雖如此,香港學童幾近全部入讀幼稚園。今次幼稚園面對女童家長提出退學,卻未有任何介入,法例上或者講得過去,但為人師表者理應探問此「退學選擇」。况且,女童個案或涉及長期虐待,為何幼稚園一直未有察覺女童有任何異樣?這是否就是警覺性不足的問題?實在值得關注。

第三,據報女童的8歲胞兄極度瘦弱,身高體重恍如6歲,這可能是長期忽略照顧的指標。現時一般適齡學童均會參與衛生署的學生健康服務,並會為學生提供身體檢驗及健康評估。我的問題是:如此這般的營養不良和發育遲緩的個案,為何沒有被醫療人員察覺?為何衛生署又沒有及時介入?或許現實是,現時的學生健康服務只是作一般健康檢查,而每名學童每年只有一次檢查,衛生署跟進特殊情况的效果認真成疑。

第四,香港一直未有針對「高危」家庭進行妥善的個案管理制度,令「高危」家庭或個案缺乏適切支援。有需要的市民往往跌入服務與服務、機構與機構之間的服務夾縫,情况極不理想。事實上,母嬰健康院或可作為守護孩子的第一站,及早識別「高危」嬰兒,並作出適切跟進和轉介,防止有關慘劇一再發生。

不正常社會 眼前慘劇不會是偶然一宗

香港一直以「最自由經濟體」為榮,美化了「低工資、高工時、高消費」的生活壓迫,但其實社會關係和家庭功能早已分崩離析。可以說,社會制度並沒有成為孩子的保護罩,反而為暴力製造了最佳的場景。不難想像,在政府只支援「最不能自助者」的剩餘福利制度之下,貧窮家庭及兒童只會不斷出現,他們飽受物質匱乏之苦,還不斷被貼上種種道德污名。而按「槌仔揼釘釘揼木」的邏輯,種種欺凌、虐打的問題,都是一種向更弱勢者施以的暴力行為。在這個不正常社會中,你我都知道,眼前的慘劇不會是偶然的一宗,也不會是最後一宗。

作者是立法會(社福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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