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勿把愛國立法變打壓人權(文:杜耀明) (09:00)

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楊鳴章的語言藝術確實不容小覷。

面對傳媒,他劈頭就說那些堅持不唱國歌者「根本是違反社會常態」,也因此招來學生抗議;但他並不認命,把重點輕輕放在尾句——「強迫」學生唱國歌只會有反效果,明示教育機構要照顧學生的意願,也表達了對強制表忠的異議。

推而廣之,用法律強迫人人都向國旗、國歌肅立致敬,反對強制表忠的楊主教,又怎會站在高牆那邊?其實愛國重培育多於規訓的想法,所在多有,更且有舉足輕重的司法意見支持。

強制表忠縮窄言論空間

1943年,美國最高法院審理一宗覆核案件,一個州政府教育當局要求推翻下級法院的裁決,確定其有權依法規定學生須以固定形式向國旗肅立致敬。違者被視作「以下犯上」,除了自己被踢出校,父母也受牽連,執法機關絕不手軟。不過,法院最後否決覆核申請,因為此舉牴觸美國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當時傑克遜大法官(Justice Jackson)在判辭指出,國旗、國徽是有象徵意義的符象,代表着某些價值、觀念、制度等等。這類符象通常與一些肢體動作相連,如致敬、鞠躬、屈膝,以示接納和尊敬。他明白到,政府以國旗為號召,並要求每人以一定的言詞或行為表示認同,目的就是要人民認同政府和它代表的理念。

不過,大法官認為,從國族符象看到什麼,其實都源自觀看者心中所想,往往因人而異。同一個符象,一些人感到慰藉,讚嘆不已,另一些人卻覺得妙趣橫生,或者倒胃難堪。因此,強制向國旗致敬,是要把不同想法定於一尊,只容許支持政府、尊重建制的解讀,任何人擺出抗議姿勢固然難逃法網,就算沉寂無聲,也無可倖免。

當沉默也要刑法伺候,言論自由的底線勢必下沉。以上世紀40年代的法律原則看,只有造成明確而即時危險的言論,政府才有合法理由動手壓制。但反觀異議者的無聲抗議,有何明確而即時的危險可言?卻受到法律制裁的話,將令號稱保障人權的憲法尷尬不堪,因為正如美國最高法院所指出,憲法「捍衛了清心直說的個人權利,卻任讓政府當局強迫他人發表違心之論」。推想下去,如果法庭仍然認定必須向國旗、國歌、國徽敬禮,違者送官究辦的話,只有收窄言論的限度,把一切反政府反建制的言論視作違法,才能使司法原則首尾相貫。

當然,言論自由並非絕對,但在上述案件中,不參與敬禮儀式者並無損害其他人的權利。他們不敬禮不唱國歌,只要不妨礙其他人表達愛國情懷的權利,也不釀成衝突, 法庭遂裁定政府毋須干預。這種司法理據,完全符合《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規定,即任何限制只應由法律規定,並對尊重他人的權利或名譽,或者保障國家安全、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道德,實屬必要。

表達自由包括不表達的自由

其實強制表忠的法規,又何止收窄言論空間,更直接侵犯人皆享有意見自由不受干預的絕對權利。上月底,印度最高法院開庭覆核去年的法庭頒令,考慮會否繼續支持全國戲院在每場放映前播放國歌,並規定觀眾必須起立。雖然要到明年一月才有最後裁決,但3位法官表明有意改變現狀,因為他們了解到,肅立致敬誠屬好事,但強迫推行,好意便會變質,讓政府用刑律干預,確保人民袒露愛國之情(carry patriotism on their sleeves),在國旗國歌面前不容沉默。

換言之,政府大搞人人表忠才能過關的話,刻意沉默再不是選項。你只能選擇屈從,但出賣自己信念以避開刑罰,或者忠於自己繼續抗命,卻惹禍上身,付上自由的代價。當沉默的權利被剝奪,只求存於腦袋的意見和思想也要端出來檢查清楚,完全罔顧國際人權的基本規範。

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第1款,「人人有保持意見不受干預的權利」。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第34號一般性意見》進一步解釋,此項權利既無例外也無限制,涵蓋政治、科學、歷史、道德、宗教等各類意見。若有人由於持有某類見解而受到刑罰,或因此遭到逮捕、拘留、審訊或者關押,均牴觸此項規範。

因此,意見自由,不得「監人賴厚」,表達個人見解的自由還須「包括不表達個人見解的自由」,即緘默的權利,以默不發聲,在心靈上保住自己的想法。不管你的想法多麼主流,還是「根本違反社會常態」,就如上述美國案件與訟者「耶和華見證人」信徒那樣,深信撒旦是俗世的隱形統治者,所以社會道德敗壞、人類充滿苦難,因此反對效忠任何政府,更不會向國旗致敬,但法庭認為應該一視同仁,同樣受到法律保護,不因你思想內容有何別致,只因政府無權過問。

除了闡釋人權規範的法理,司法機構也懂得面對現實,反思法律和法庭的角色。首先,愛國不能強求。美國最高法院相信,強迫下所作的言行,除了出於自保,並不是愛國的憑證。印度最高法院認為,強制表忠不能提高愛國意識,因為奏國歌起立與否,不足以反映觀眾是否愛國。若要培育民眾的愛國心,應該由家長和老師多做工夫;若期望法庭發號施令便可改變現狀,根本不切實際。更何况,不少民眾在國歌快要起樂之前,便速作鳥獸散,一些戲院與其讓空櫈迎接國歌,倒不如停播了事。

再者,不是每項法律條文都需要或可以切實執行。例如《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在本港有效,但法院一般認為條文目的在於表達抱負(aspirational),難以執行。同樣,尊重國旗和國歌,無疑寫在印度憲法公民義務部分,但正如印度最高法院所指出,是否因此便該由法院頒令政府執法?此例一開,公民義務部分其餘條目,由促進印度全民和諧共處,到保護及改善自然環境,都得全面執法的話,豈非不參與政府指定的改善環境行動都要受罰?還是通過培育和鼓勵,提高公民意識,把刑罰限於破壞社會安寧和自然環境的行為?

事到如今,儘管《國歌法》本地立法務必快速完成政治任務,但以法治為榮的社會,總該考慮周全,以人權為尚、目標清晰、法規適切,勿把愛國立法變作打壓人權,成為又一輪反政府的新起點。

(編者按﹕文章標題為編輯所擬;來稿原題為「我不肅立又如何」)

杜耀明

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退休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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