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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被特首政綱遺忘?(文:趙永佳、李大拔、黃錦輝) (09:09)

一如所料,林鄭月娥女士以700多票勝出特首選戰。今次競選過程中,林太的政綱相當詳細,但在一個競選論壇中,趙永佳曾向她提問,為何她的教育政綱中高等教育範疇相對簡單?她回應是曾與高等教育界選委會面,不過對方沒有提出太多政策建議。而檢視全取高教界席位的「高教界民主行動」參選政綱也是「主打政治」,以學術自由、院校自主,再加上民主發展訴求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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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選委的取態當然不應完全主導特首政策倡議。因此我們希望拋磚引玉,提出兩個高教界亟需關注的議題,希望候任特首能參考,更希望引起高教界同仁及社會關注。必須說明,我們同意學術自由、院校自主非常重要,沒有這條支柱,所有其他問題都無從談起。但選戰過後,我們也應收拾心情,除了要新特首「找數」外,也應深化討論,把高等教育的兩大問題放在枱面。

盼檢討教資會角色及研究評審方向

第一是教學與研究的平衡。有人認為在大學自主之下,教學與學術研究孰輕孰重,自然是各院校自決。但究其實,院校自主並無絕對,平常我們教研工作也受不少外部因素影響。尤其是大部分「公立」院校,經費來源都是政府通過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撥款,因此在問責的大前提下,我們的工作要向公眾或政府(或教資會)某程度上負責,無可厚非。不過自1990年代以來,教資會問責的途徑及範疇愈來愈多,其中自1990年代推行的「研究評審工作」(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 RAE)對大學生態影響最大。

雖然教資會強調「在恰當地在財務上及對公眾問責的前提下,支持並維護學術自由和院校自主」,但其對研究成果的要求,要達到「四星:世界領先」(world leading)、「三星:國際卓越」(internationally excellent),卻極為清楚。又雖然教資會堅持研究成果的評級與出版渠道和主題沒必然關係,因此四星成果並不限於某一類研究,但眾所周知,高「影響因子」刊物,其國際聲望也較高,因此同事都會千方百計在其中發表論文。如果評審結果不理想,撥款就會被「調整」。

因此,現在同事的升職、實任甚至薪水調整,能否在「A級期刊」(即高「影響因子」刊物)上發表文章,都會有極大影響;對年輕未實任的同事,做研究、發文章更是「生死攸關」。如此下來,我們的注意力和時間無可避免要從教學上分攤去研究和寫作。現在研究也強調國際合作,因此到外地開會、「傾project」(討論課題)就變成指定動作,我們能花在香港、花在學生身上的時間就更少。

在這情况下不少教授的時間分配難免會向研究傾斜,這不是因為同事「無心教書」,而是因為整個系統的要求改變了。要求的改變,在聘用條件上最容易看得出來,雖然個別情况並不完全相同,但候任教授(不管是助理教授、副教授還是正教授)的研究實力與往績顯然最重要。他們在教學方面的能力雖然不會不被理會,但大多都不是主要考慮條件。

現在大學也有所謂教學為主職位,主要負責教學工作,沒有研究任務。但我們都明白,他們的待遇、工作條件等都有點「二等公民」味道。現在大學中不同背景學生愈來愈多,同學面對的問題也比以前複雜,雖然他們已是成年人,但都不一定能完全自己解決。在大學當老師,我們也知道應把時間和心力多放在學生身上,但現在的制度是否容許我們這樣做?故此我們期望新特首能檢討教資會角色以及研究評審的方向與重要性,令研究與教學能做到比較平衡。

應促使院校更重視「本地應用」研究

第二,除了研究與教學的平衡問題,另一個大學同仁關注的就是哪種研究才得到承認與鼓勵。「研究評審工作」認為最好的研究應是「世界領先」,且看重由國際學術先進進行「同儕評審」判定的一流成果(和頂級期刊運作大概一樣)。這套評定研究成果的方法有兩方面影響。首先,在世界層面或學術同儕間覺得最重要的課題,不一定是香港社會最需要的研究。很多時候學術界覺得最有意義的研究,通常都看重理論創新或世界實證研究中的前沿問題。反之本地很多公眾討論或政策倡議,大多是需要一些非常基本的實證研究,而不是什麼尖端或前沿發現。

再者,以香港議題為研究對象的成果,要在頂級期刊出版並不容易。某些學科如心理學和醫療科學,可能較接近自然科學,社會文化脈絡有時並不太影響出版;但本土性的公共衛生及醫療服務研究,雖然對醫學發展亦同等重要,不過由於香港地理環境、人口特色以及醫療制度相當獨特,即使有卓越研究成果,很多歐美研究期刊認為會比較合適刊登於本地或亞太區醫療刊物,也是理所當然的邏輯。其他社會人文學科同樣會偏重一些境外學界都認同為重要的議題。如在社會學,有關中國的研究能在頂級期刊出版的機會,就比以香港為主題的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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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雖然各院校都強調應用研究以至知識轉移,但很多時還是更重視成果能在頂級期刊發表。因此,基礎的、國際性學術研究就被熱捧,應用的、本土的研究無可避免受冷待。李大拔於20多年前進行香港急症室非緊急用途的研究,雖然花了很多時間以刊登於歐美醫療刊物,但忽略了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政策及實踐,這點非常遺憾!醫療改革沒有充分本地數據參考,亦可解釋為何社區醫療遲遲未能真正落實(見3月23日李大拔、趙永佳於《明報》〈醫療改革由基層做起〉文章)。再者,「關心社會、坐言起行」是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大學教師往往是學生心中模範,除了科研成就外,令大學生懷念的老師,是能以其知識解決社會問題。因此領導性的卓越研究,對教學又有直接貢獻的,應該也包括能針對社會時弊的應用研究。

據悉下次本地大學研究評審將仿效英國於2014年採用的「研究卓越框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 REF)。除科研能力評估外,REF亦注重研究成果對社會的影響。然而不知未來教資會的評審標準又會參照哪個國家或地區的經驗呢?若然評審目標一成不變,依舊以「世界領先」、「國際卓越」等準則為主導,那恐怕高教界將重蹈覆轍,令一些對香港社會具深遠影響的研究項目將一如既往不被重視。黃錦輝於1990年代研發出香港首套中文信息檢索系統,並成功把它商業化,提供新聞搜索服務(WiseNews)。今天這服務已成為本地記者日常工作上不可或缺的工具。儘管該服務對香港社會特別是傳媒界的影響甚廣,卻未能得到國外專家評審團隊垂青,獲取任何「世界領先」或「國際卓越」級別評分。這情况反映出不論RAE或REF,本地大學的研究評審機制不夠全面,這漏洞必然會窒礙香港未來發展。因此新任特首應責成教資會檢討相關政策與評分標準,以促使各院校更重視本地應用為目標的研究活動。

要確定高教目標再花錢

林太政綱有一句話說得很好,就是教育問題未必是花錢就可解決。本文提出的兩大議題的確不是花錢就可解決,而是要確定香港高等教育的目標和優次,再把錢花在那裏。我們期望她和公眾能聚焦在這兩大議題,充分討論後重新出發,為香港高等教育帶來新氣象。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聯席所長、社會學系教授,李大拔是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衛生及基層醫療臨牀教授、健康教育及促進健康中心總監,黃錦輝是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系統工程與工程管理學系教授

[趙永佳、李大拔、黃錦輝]

(原文載於201746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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