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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特區管治之過去與未來(文﹕袁彌昌) (09:22)

回歸19年,香港已出了3位特首,來年會否出現第四位現在尚未可知,不過由董建華到曾蔭權到梁振英3位特首3個階段的發展,很大程度與辯證法中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規律暗合。另一方面,明年下一屆特首任期開始,距離2047年剛好有30年,筆者認為中央對未來30年特區管治的規劃,亦該參考「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規律,以10年為一階段分作三階段,使特區管治及一國兩制實踐得以開展比第一輪更為成功完善的第二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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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辯證法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規律(下稱否定之否定規律)是來自黑格爾的「正——反——合」三階段論。但相對於「正——反——合」,否定之否定規律更清楚揭示事物發展的趨勢和道路的迂迴曲折,突顯過程的更替須通過否定來實現——需要經過兩次否定,才會形成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三階段周期。

肯定(董)、否定(曾)、否定之否定(梁)

若論到迂迴曲折,老實說也沒有什麼可以比香港首3任特首的治港方針與路線發展,來得更迂迴曲折。如果董建華代表「肯定」的話,曾蔭權就是「否定」,而梁振英則是「否定之否定」,以此為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周期。

作為回歸後的第一任特首,董建華必須開創新局,因此無疑是屬於「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一階段——肯定時期的最重要人物。至於董建華所需要「肯定」的,是去西方化、中國式的管治,換言之也是對之前英治時期的「否定」,因此筆者稱這段時期的管治為「港中式管治」(見表)——以港人為主,中央逐漸介入。

董建華上任後,一開始確是歌舞昇平,但不久亞洲金融風暴就爆發,其他內部矛盾亦陸續浮現,沙士襲港,最後釀成2003年50萬人上街,民怨大爆發,董建華任期亦進入倒數階段。這階段的發展過程很大程度符合肯定時期(即第一階段)發展過程的特點——從本質和形式的同一到本質和形式的對立:回歸後特區管治的本質和形式一開始自然是同一的,不過後來在認識上即出現了本質和形式的分離,忽視了規律的本質而陷入了表面形式之中,這與董建華任內推出多項長遠計劃,執意以自己的方式治港,卻忽視了特區管治的本質和客觀現實,可謂如出一轍。

在這情况下出現了第一次否定,隨之進入之後的否定時期(即第二階段):中央了解到董建華治下的問題後,重新檢視英治香港時期管治的有效性,因而造成曾蔭權上台出任特首,明顯否定之前董建華時代的管治模式。筆者稱這段時期的管治為「港英式管治」(與回歸前的港英管治遙遙呼應)——以港人為主,英式管治回歸。

否定時期的發展過程的特點是從形式上的肯定到徹底否定。港人與中央一開始對曾蔭權都寄予厚望,希望他能扭轉局面,可惜在他任內市民生活非但沒有改善,而且地產霸權及官商勾結愈見猖獗,裙帶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橫行,政府只知巨富財閥,不知香港的貧富懸殊已到了水深火熱的地步,導致中央由最初對港英式管治予以期望,到後來徹底失望——印證了否定時期從形式上的肯定到徹底否定的發展過程這一特點。

破舊立新的辯證統一難達到

於是特區管治又迎來了第二次否定,輾轉又回到了第一階段中央介入特區管治的老路(否定之否定)。之不過中央經過了前兩個階段,已充分認清了香港問題的主因之一就是地產霸權,因此造就了梁振英成為第三任特首,着手解決地產霸權及相關的房屋和民生問題。

梁振英解決地產霸權屬破舊立新之舉,自然需要中央大力支持,同時中央加強介入香港事務,加速香港融入國家亦事在必行。所以相對於董建華時代的「港中式管治」,梁振英的管治已變成「中港式管治」——國家為主,香港次之。然而正因為這樣,亦衍生出新的政治問題,適逢香港進入政改時期,令香港經歷了兩年的政改爭議及風波,元氣大傷,陸港矛盾愈加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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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梁振英的管治的本質就是破舊立新,只不過由於「破舊」與「立新」兩者的性質太不相同,以致「立新」可能有需要押後到下一個周期推行也說不定。儘管如此,經過了兩次否定、3個階段,中央已從之前多從經濟方面把握香港問題,到現在已逐漸同時從政經兩方面把握問題及其本質,只有文化方面尚未到位,大致上符合事物發展是前進的總趨勢。

2017至47:第二輪「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經過否定之否定後,事物又回到「肯定」的狀態,意味着開新局和新周期的開始。明年下一屆特首任期開始,距離2047年剛好有30年,如果中央決定換特首,以及之後30年沒有太多波折的話,可能只餘下3任特首,並將由他們展開新一輪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第一個周期的特點是「兩制」大於「一國」(因而才會有「一國兩制白皮書」,強調中共對香港擁有「全面管治權」)的話,那麼第二個周期將會是「一國」大於「兩制」,並加以貫徹。

如上文所言,特區管治的第二個周期應該繼續參考否定之否定規律。除了它較能準確解釋過程的更替和事物的發展之外,也與中央今後30年的策略性需要有關。

筆者認為,今後中央至少有三大目標需要達成:較短期的是要收拾目前殘局,延續香港的發展;中長期則需要加強陸港融合,而2047年無論一國兩制的命運如何,中央怎樣也須保證平穩過渡,不能出亂子——這樣一來,未來30年的「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基本上亦能底定。

倒過來說,由於2047年務必要無風無浪,因此2037年至2047年最後10年的大方針不能過於強硬,而擔任這任期的特首必須溫和持平,務求平穩過渡;但這樣亦表示這段時間促進陸港融合力度不能太大,否則將弄巧反拙。故此,促進陸港融合的重點時間,將很可能落在2027年至2037年這10年裏面(至於由現在起的5年至10年都不適合強推融合的原因就毋須多說了)。

2017至27:政經改革10年

至於2017年至2027年,可算是今後特區管治的最關鍵10年:特區政府必須繼續未完成的「立新」工作,針對香港長久以來的貧富差距問題,展開對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改革,同時也須盡量去政治化(至少減低政治化程度),否則將一籌莫展、原地踏步。因此來屆特首要力求公正,以平衡各方訴求,打破當前困局。

如此看來,一個「軟、硬、軟」的三階段周期已初步成形,儼然是另一個「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周期。但願中央及特區政府在集中了第一個周期的積極成果及教訓後,能夠痛定思痛,在迂迴曲折的道路上,找到再前進的基礎。

作者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客席講師

(原文載於2016611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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