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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7】周日話題﹕六四﹕不要悼念要思考(文﹕鄧正健) (11:36)

「悼」字本有哀傷之意,《詩經‧衛風‧氓》有言﹕「靜言思之,躬自悼矣。」意思是當靜下來細想,就只有自己哀傷了。香港人慣以「悼念」作為對待六四的動作,顯然就是要保留對於六四的哀傷之感,當年風風火火,報人以「痛心疾首」四字一紓椎心之痛,到整整一代人以後,已淡化至痛感很輕的「悼念」了。但對於不少人來說,傷痛如影隨形,即使已淡化到一個小點,亦終不可磨滅;另一些人則覺得,時間是治傷靈藥,個人與社會都要生活,都得繼續前行,直至走出哀傷的陰霾。這是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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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現在我們常被轉移視線,在政治路線和倫理責任的爭議泥沼中互相撲擊,反而忘記了「悼念六四」首先是一個情感問題。精神分析學上有一個關於「悼念」的著名劃分﹕哀悼(mourning)與憂鬱(melancholia),按祖師爺佛洛依德的說法,哀悼是一種對於失去所愛對象的反應,這所愛對象可以是人,也可以是「國家」或「理想」之類的抽象之物。哀悼者的慾望會從所愛對象身上撤退,但這撤退不能馬上完成,而是一點一滴的進行,直至哀悼者完全承認對象已經死亡或消失,哀悼過程才告完成。而憂鬱則是無法完成這撤退過程的心理狀態,憂鬱者堅持對所愛對象付以永恆之愛,由是哀悼亦將永無止境,創傷亦永不癒合。

悼念有抽象的祖國認同

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悼念六四是一種憂鬱症。這是近年批評悼念六四和支聯會的主要觀點。但對於香港人悼念六四的情感結構,我們還需要更細緻的分析。人們常說,悼念對象是死難者,然而六四悼念者的情感投射對象,並不限於素不相識的天安門死難者,還有更抽象的祖國認同,後者甚於前者更影響悼念者的情感結構。這種祖國認同不僅源於血緣上或文化上的連繫,更是對民主、正義和現代化中國的想像和盼望。八九民運以血腥屠城終結,中共政權仍穩如泰山,但香港人卻失去了一個經得起普世價值推敲的祖國。換言之,人們哀悼的,是一個「以為失去」其實「從未存在」的民主中國。

同情地理解,批評支聯會患了憂鬱症是對的,但這對於梳理香港人的六四情感結構卻幫助不大,尤其當後六四世代已大規模進入公共領域,我們不難發現大部分對六四的爭議,都是來自一個假設﹕香港人對悼念六四這一樁事必須有個統一說法,而拒絕接受六四情感結構中的複雜性。年輕人沒有情感包袱,他們看到兩個迥然不同的六四圖景﹕一個是發生在當代中國歷史裏的人道災難,一個則是一群集體憂鬱二十多年的香港人。對年輕人來說,他們沒有失去什麼,亦無哀可悼。因此當上代人要求下代人悼念六四,並非薪火相傳,而是硬套哀傷,情形就好像父親要求兒子對其感情不深的祖父之死嚎啕大哭一樣。

切割六四 即切割共同情感

於是拒絕憂鬱,就成為了反對悼念六四的最強理據,而具體行動則是「切割」。在近日大學學生會的六四言論中,其徵兆性都很深刻﹕誤將當年接見學生的領導人說成是鄧小平、以鴇母論侮辱支聯會,甚至建議支聯會自行散解等。表面上,這些言論似乎只反映了學生政治以至道德水平低下,但其實,它更反映了這群學生用以切割的刀已落得十分精準,他們不僅拒絕認識六四歷史,亦拒絕向參與六四而誕生的命運共同體。學生拒絕接受跟六四哀悼者分享相同的「失去所愛」的經驗,拒絕接受大中華意識,但他們似乎刻意迴避了一個事實﹕六四的命運共同體不只是一個文化(中國)共同體,也是一個倫理共同體,六四哀悼者想像民主中國的死亡,也把自己想像成不義政權魔爪下的倖存者。這種倖存意識延續發展至今,已成為了今天香港人恐共以至抗共的情感結構之一。學生拒絕的,還有負起其中的倫理責任。

總有人批評六四悼念者,如果六四只是一個普通的人道災難而非大中華意識的表現,那為何不去悼念別國的屠殺事件?此問題的陷阱在於它假設我們可完全置身於所有人道災難之外,以事不關己的立場去選擇是否紀念任何一場沒有差別的人道災難。但實情是,悼念六四與否,意味你是否願意分擔這份倖存者的情感結構,即是繼續憂鬱?還是化成哀悼?它亦代表了你是否願意肩負思考自身歷史的倫理責任,而最終參與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而學生的切割,正是一種拒絕分擔情感、拒絕負起倫理責任的表現。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他們本來只是打算跟同在當下時空的支聯會式憂鬱作切割,卻不意跟香港這個「情感/倫理共同體」也割了蓆。

近年的本土意識思維往往帶着「正向思考」的色彩,即不要憂鬱,不要悼念失敗,不要抱殘守缺,而應該勇武抗爭,敢於創造未來。在某些政治議題上,這種正向思考或許比哀悼歷史更有生產性,但這不代表任何憂鬱與哀悼毫無政治意義。將六四改造成一個純粹的政治鬥爭場域,徹底抹去其中的共同體情感結構,乃是政治人物的政治手段,在很長的時間裏,支聯會也是以此維持他們的政治影響,直至近年才開始為人詬病。而反過來說,在近年日趨白熱化的本土政治路線爭逐中,六四不也成了兵家必爭之地嗎?而使我們這群不願涉足政治派系鬥爭的普通公民,在反思六四時,不是也免不了被牽絆着思維,以至干擾感受?

繼續討論 新一代自有判斷

所以對於六四,我們要思考的,並非切不切割,而是怎樣將共同體的憂鬱徹底轉化為哀悼,最後完成哀悼?今年壟斷六四輿論的,倒不是對悼念六四的批評聲音,而是反本土派論者的大規模反撲。這些論者所憂慮的,顯已不全是「中國vs.香港」的身分認同之爭,更是深懼本土派的「自利意識」會破壞香港的「情感/倫理共同體」結構,使香港走向一個不可預知的方向。至於不少對本土派持同情立場的論者,也開始以更接通歷史脈絡的向度,描述六四憂鬱的具體構造,以回應某些過度情緒化的悼念六四言論。我們應當樂見這種眾聲喧嘩,是否悼念六四,要不要「維園見」,不再是我們唯一要回答的選擇題了,反而對於六四的一切,我們必須繼續被討論,堅持挖掘所有關於六四的香港記憶、情感結構以及倫理思考,一併置放在公共領域裏,以供後六四的年輕人自行判斷。

今年以後,在憂鬱式抱殘守缺和自利式斷然切割以外,我們將有紀念六四—而不是悼念六四—的更多方法。至於今年有沒有點起燭光,明年又會否把它吹熄,已不重要了。

文﹕鄧正健

編輯﹕利永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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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65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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