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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世界】誰決定我們在看什麼?(文:陳智傑) (10:08)

一批美國的保守派人士,近來投訴面書(facebook)立場偏頗,壓制保守立場的聲音,讓其信息較難出現於用戶眼前。有報道指面書前僱員承認確有其事,而面書高層則跟保守派意見領袖會晤,並否認公司有針對保守派的政策。誰是誰非,仍待雙方解釋。惟此事帶出一個問題:在資訊爆炸、人人以手機自行選取資訊之際,是否仍有媒體能決定我們在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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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打開手機,按下面書的應用程式,便會收到一堆又一堆的「最新消息」(news feed)——朋友上載的照片、發表的感言,以至是有關政治及社會的新聞等。一般來說,社交平台都會參考一些因素,透過自動運算及個人化的設定,把最「適合」的消息優先放到用戶眼前:朋友圈之中較多人分享的信息、最新消息、得到很多人「讚」和「分享」的信息,以至是用戶過往選取的信息種類等。

資訊篩選增人為因素 可致「消音」「造勢」效果

在資訊氾濫、人們時間有限的環境下,以上「個人化」及「自動化」的資訊篩選,未嘗不是協助人們迅速消化資訊的工具。但問題是,假如有人在「自動化」的過程中加上人為因素,刻意減少某類資訊的「曝光率」,又或讓某些資訊更加顯要,則亦有可能造成「消音」或「造勢」的效果。

傳媒影響社會大眾關心什麼議題,並非新鮮事。傳播學者早於上世紀60年代便談論傳媒的「議題設定」(agenda-setting)功能——在傳媒「曝光率」愈高的消息,便愈有機會成為社會所關心的議題。當然,傳媒未必能直接影響人們怎樣想(what to think),但卻可以左右大家去想什麼(what to think about)。例如,傳媒未必直接影響讀者們對紀念六四事件的看法。不過,當不同的傳媒都報道有關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的爭議,大家則較有機會去關心今年的六四晚會情况會如何。

傳媒「議題設定」功能面對變數

隨着社會發展,傳媒的「議題設定」功能亦面對林林總總的變數。首先,社會資訊爆炸,媒體的數量及種類的日新月異。除非是讓整個社會或世界哄動的大事,否則的話,不同的傳媒都有不同的讀者群,並設下不同的議題,是故傳媒行業設定社會議題的能力亦日漸存疑。此外,數碼化及傳播科技之發展,讓新媒體及社交媒體大行其道,大大提高人們自行篩選及製造資訊的能力。如今,與其說傳媒如何設定社會議題,倒不如說傳媒如何捉摸讀者及觀眾的心態去「搶客」,以至是公眾如何評論及監察傳媒報道新聞及製作節目的表現。

不過,亦正是由於社會資訊爆炸,傳媒的數量及種類繁多,人們根本沒有時間去消化不同媒體的資訊。是故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information shortcut)亦應運而生,諸如「懶人包」(以簡短的片段、圖表或文字介紹複雜的社會爭議)、遊戲資訊(把社會議題結合簡單遊戲或測試,引起讀者興趣)及資訊視覺化(把資訊轉化為動畫、互動圖表等)。資訊捷徑主要是把複雜的資訊化繁為簡,讓讀者較容易「入口」,但這化繁為簡的過程,亦正好是設定議題、宣傳立場的機會。

個人化資訊捷徑亦涉資訊篩選

此外,我們在網上世界及社交媒體平台,亦有不少個人化的資訊捷徑,例如關鍵字搜尋器(keyword search)和面書的「最新消息」。這些看似讓人們能自行選取資訊的工具,其實也少不免涉及資訊篩選。中國大陸早前引起社會廣泛報道的魏則西事件,便使大眾質疑網絡搜尋器的誠信。事件主角魏則西,因患上罕有癌病而在百度搜尋器蒐集治病資訊。他在臨終前指摘百度,以搜尋器推廣不成熟的醫治方法,使他耗費巨款卻不得良醫。事件惹起大陸輿論質疑,是否有網絡搜尋公司篩選搜尋結果的先後次序?其次,社交媒體及網絡公司的資訊計算方程式,其實也引人入勝。如今,已有愈來愈多人研究和估量面書為用戶送上「最新消息」的運算方式(例如「讚」和「分享」的總次數和累積時間等),以增加網絡輿論的攻勢。

議題設定理論,曾經於上世紀讓傳播學名揚學界;但其後隨着主流傳媒備受新媒體的挑戰,人們知識水平提高,並藉傳播科技自行選擇資訊,議題設定理論的學理探討亦未見有進一步的突破。不過,如今人們在資訊氾濫的環境下,漸漸使用不同類型的資訊捷徑以消化海量的資訊,並慢慢依靠互聯網搜尋器及社交媒體中「自動化」及「個人化」的資訊設定。這些現象是否意味了一種更仔細、更精準的議題設定功能?在人們覺得自己在自由選擇資訊時,會否有不同的持份者,正在運用這些更細緻的議題設定功能,去影響人們的所思所想?

作者是恒生管理學院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原文載於20166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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