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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27年】先做人,再做香港人(文﹕安徒) (10:01)

廿多年來,每年六四接近都會引起或大或小的爭議。早年以參加六四維園集會的人數作為對中國和特區政府不滿程度的寒暑表,後來又有是否應該放下六四包袱的論爭。而最近幾年,因為本土主義思潮冒起,有人開始詛咒維園集會,又有另起爐灶的舉動,今年更因多間大學的學生會以搞論壇取代悼念,又提一些悼念要終結、對中國民主沒有責任等言論,又再引起一番爭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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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爭論的內容不外乎在某一些本土派思潮的影響底下,將悼念六四解釋成與建立本土認同,推動本土主義運動互相衝突,人們只能二取其一的結果。筆者認為,要解開這種二元對立的迷障,不單止要說明兩者不一定有矛盾,更要認真去反思爭議中的主要課題,也就是「六四」和「悼念六四」是什麼?

作為一個一九八九年曾經在學運期間,一度北上到天安門觀察和介入運動的過來人,筆者一直認為我們需要去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六四悼念」被本土派攻擊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工具。但八九民運是一場民族主義運動嗎?

要區分「八九民運」和「悼念六四」

事實上,由四月中胡耀邦逝世,到六月四日屠殺發生的,是一場爭取民主、改革中國政治經濟狀况的運動,這場社會運動受世界矚目、受國際關注,在國內也捲入了全國各地大學生和不同社會階層。直接參與或間接聲援的是全世界各地關注中國問題人士,當中包括華人與非華人,是一場首次以電視直播全球,全球同步支援的一場民主運動。當屠殺發生後,它立即變成人權運動。這一場絕非只是民族主義甚或愛國主義運動。

相對地,六四屠殺和廿多年來香港的悼念抗爭只是八九民運的派生物。但在焦點只放在每年香港維園的悼念集會的情况下,人們日益地把八九民運的整體淡忘。於是後來者(特別是今日的年輕人)可輕率把六四理解為「又一次暴政屠殺」。

為什麼認識和反思「八九民運」是端正「悼念六四」爭議的前提,是因為從一個複雜歷史的角度,我們才能真正呈現香港人當年如何介入一場民主運動、介入中國政治,以至反思香港人與整個八九六四的關係,以及香港人和中國人的關係。

事實上,當年先知先覺地號召香港人要關注和聲援北京民運的,並不是香港的主流民主派領袖,而是學聯和一些以批評民主回歸路線知名的激進小團體(如「四五行動」),以及一些臨時組合成的知識分子組合。香港人初時介入的動機是單純地支持學生,與民族主義完全無關。及後李鵬與學生對話破裂,戒嚴令宣布,大量香港記者北上,香港支援運動也募集大量物資送京,香港人被捲進成為運動中的一種參與者。及後清場和屠殺,香港人才退而成為屠殺見證人。

「香港共同體」意識的起點

從旁觀、支援,到介入、到見證,香港人經歷了多種位置和視點的轉移。在認知和感情上也大起大落。在殖民地長大的人,不單第一次揚棄身上被動被支配的殖民地子民習性,也第一次投身一個既親近,亦遙遠和不太熟悉的中國,並且成為歷史締造者之一。香港締造北京民運的歷史分量不多,更多地是把一個本來談政治色變的殖民地保守社會,改變為一個道德的共同體。如果說,什麼是一種有主體性的香港共同體意識,八九六四絕對是一個關鍵的起點。這種「本土」,當時就已經出現。

這個道德共同體的成立,其道德資源是北京那班在無私無畏地抗爭的學生,他們的熱情和英勇,為疏於政治的香港人作了示範。民運的香港效應不是對共產政權的恐懼,而是道德啟蒙。如此在運動中塑造的共同體意識是跨邊界、跨族群,甚至跨國界的。因為香港人當時帶進北京的,除了物資之外,最寶貴的正是「他們」欠缺的國際聯繫、視野、做事習慣等。在運動當中,一切皆在互相轉化,邊界區隔隨時超越,你我難分。這是一種流動但共同的團結經驗。

當年除CNN之外,最有效令這場運動成為捲進多國進步力量介入和聲援的就是香港人,香港人找到了香港人在運動中的身分。當這場運動以慘劇終結的時候,我們「能夠」離開,「為了見證」也需要離開,說明香港人和內地人在運動中彼此難分,但到底仍有根本差異。不過,亦正是這種刻在香港人身上的「香港特質」,他們的護照和證件,使香港人成為運動的最後見證者。

八九六四最能給予香港人主體身分感覺的正是這幾十日「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感受。這是靈性的提升。從此,香港人再不能像過去一樣小看自己。而這正是identity的原初真義所在(成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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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倖存者」意識 難民城市的救贖

六四屠殺,令千千萬萬的香港人日夜守候電視機旁,憂心中國局勢,也憂心駐京港人的安危。香港這社會從來沒有這樣視記者為英雄,視自己的錄影機、fax機、影印機為抗爭的工具,人人都是行動者,也視彼此為一群良知見證者而互相信任。從那些曾經與「真理與正義同在」的回港港人身上,香港人分擔那苦澀不堪的「倖存者」意識和內疚。不過,這種「倖存者」意識又正好是香港這個一度以難民為主要人口的城市的一種救贖。因為一切過去的難民經驗中的飄泊身世、屈辱與無力,都在這種充當屠殺倖存見證人的命運中重新獲得了意義。追求個體自由的卑微,在六四內疚和守喪之中,昇華為守護此自由城市的公民意識。自六四起,這個城市不可能再只是一塊殖民地。

及後,廿七年來,悼念六四是界定香港人的道德政治術語,「反轉軚」是香港人悼念抗爭的日常經驗。及後當大陸的人民也淡忘六四,悼念六四的本土意義只有加強,沒有減少。因為這種只有香港人才會持守,定義香港為五星旗下唯一自由城市的傳統習慣,更能突顯出北方那夢魘國度的淪喪;也更能突顯出,在人類對真理和公義的追求中,香港和大陸所處身的差異的位置、差異的角色、差異的命運。這種獨特性也是identity的第二重意義(成為「香港人」)。

今時今日,持守追求公義自由信念的香港人求助於本土意識。本土主義的合理性在於它渴慕一個不受天朝主義、中華國族沙文主義制宰的香港共同體(族群或民族也罷)。但是,很多本土主義者都沒有留意,正如哲學家McIntyre所講,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的,不是他們有沒有共同處境,而是他們中間有沒有一套共同的公民德性(civic virtue)。

儀式與「公民宗教」

在集體回憶中可以被共同呼召出來的公義、是非、與真理同在的經驗。最高貴極致的社群道德經驗就是犧牲,共同體是因悼念這些犧牲的重複經驗而得以維繫。這種重複正需要透過儀式而實現,因為儀式就是這種集體共同記憶可以跨時間跨代相傳的載具,它有類宗教的功能。

社會學家Durkheim也指出,共同體團結的最高形式民族主義只是宗教的替代。Bellah就形容那些把公民凝聚起來的儀式,是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的構成部分。用這個角度看,六四的周年悼念所起的歷史作用,正好是某種意義上香港的公民宗教。這就是為什麼當每次悼念終結和放下包袱的論調出現,不少人都會表現出受到穢瀆和侮辱的強烈反應。

現在社會當然不受個別宗教所控制和支配,但對儀式的輕視和鄙薄源於原子化的個人主義,這種思想與追求共同體團結的口號正好背道而馳。因為,如果以本土主義要另起爐灶,他們要的不是反儀式,而是另建一套信仰、儀式與記憶,或者重新演繹既有的道德傳統和儀式操作。如果一般性地反對「行禮如儀」的話,那是追求個人主義自由,不是追求一個政治集體。

本土論述 動機混雜

筆者觀察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分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毁棄,重新揑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不過,移居社群往往又見代際鴻溝,移民第三、四代會有強烈的反叛情緒,以父輩為鬥爭對象,這是世代之爭,毋須大驚小怪。香港的本土主義究竟真的是這城市命運共同體上主體意識的強化?還是以本土主義之名,但實際是一個世代隔閡和互相鄙視的折射?又或者是一些有中年危機的上一代,投射到下一代身上,代為完成其狂想的現象?

新世代當然沒有責任一定要去維園悼念(正如子女拜山也難以強迫),但如果你關心本土政治共同體的前途,你也有責任了解八九民運的全面歷史,它絕不單止是血腥屠殺,不單止是共產黨不可信。這樣你才會懂得以尊重香港歷史的態度,評價運動中的功過責任,用民族主義之外的視野去整理八九和六四悼念抗爭運動廿七年的經歷。

我們都沒有責任以參加饑饉三十的心態去維園打卡,但卻有責任去認識八九民運與饑饉三十不能輕率混為一談。如果你關心本土,亦有責任認識環繞六四後二十七年的道德抗爭如何塑造香港人的自我認同,我城的文化傳統。

不過,如果你要堅持全新一代香港人已有自己的回憶,自己的犧牲、由今天起已有屬於自己世代全新的香港民族神話、傳說,八十後及以上的老屎忽都應自動消失,你或者會很想如Me世代一樣的說:「我沒有責任去了解你們,但你們有責任去了解我為什麼不了解你們?」——那恭喜你了,你可以繼續奮鬥三十年(ready?),最好成功。但若是很不幸失敗,也不要奇怪為什麼別人會認為沒有責任去記起你。

這就是把我城搞得沸沸揚揚的「本土」嗎?

編輯﹕馮少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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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52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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