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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十年》獲獎看香港電影的沒落(文:宋小莊) (09:04)

4月3日,第35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出爐,各種不同的獎項由不同的影片的表演和專業藝術家們獲得。一般認為,獲得最多(7項)獎項的《踏血尋梅》會獲得最佳影片獎,但該獎卻由沒有獲得任何其他獎項的《十年》獲得,沒有任何綠葉扶持的塑膠醜花,成為最美的花卉,觀眾對評花人的水準的懷疑,不言而喻。可能屈原「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的感歎,也是香港電影業的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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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掛帥 世所罕見

評價電影要兼顧政治標準和藝術標準,只是兩者對比中有所側重而已。有些評獎,還要加上商業標準,或滲透些商業因素。文學家、藝術家反映的任何社會現實都不是絕對客觀的,影片中滲透着他們的思想和感情。但即使如此,世界上的電影獎項,絕沒有採用單一的政治標準的。而對《十年》的評判竟然是政治掛帥,稱為唯一的指南,世所罕見。

《十年》標榜是反映香港現實的,由5個不同的小影片組成。從不同的方面,以當下的一國兩制,預言香港未來2025年的前景。

先說《浮瓜》。影片說的是政客、警方和黑社會聯合製造「5.1」節恐襲,射殺議員,希望在混亂中完成香港《基本法》第23條的立法。其實,一國兩制根本沒有這樣的劇本,《中英聯合聲明》表示「現行的法律基本不變」。英國統治香港的100多年,當地已有相當完整的保障英國國家安全的法律。1997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在《處理香港原有法律的決定》中也已規定可以進行適應化。1990年制定的香港基本法是考慮到回歸前保障英國國家安全的法律可能被悉數廢除,才有那樣的規定,具有防範性。郭臻導演的《浮瓜》不顧現實,靠「恐共」的幻想病,揑造了第23條成功立法的場景。

黃飛鵬導演的《冬蟬》,說的是兩名遺傳學家對現實不滿,但又不能擺脫記憶,有病不求醫,倒把自己製作成兩具保育標本。這既有違進化,人類是可以適應環境的改變的;又對自己施虐,鼓動自殺。不久前,香港有若干中學生和大學生,因學業、家庭等原因自殺,是否有《冬蟬》的誘因,有待研究者證實。除非得到絕症而希望「安樂死」,任何文明社會都不應當提倡自殺,這是違背公共道德的,公共道德是社會公共秩序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所謂藝術形象鼓吹自殺,是違反國際人權公約的。如果政府不追究,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也應當聲討之。

再次,歐文傑導演的《方言》,說中央要求香港的士都要由說普通話的司機駕駛,此話是天方夜譚。這種「非普」車難以為生,說明廣東話沒落云云,胡說八道,癡人說夢。上海的士司機,大多都會講普通話,但他們的母語卻是上海話,學普通話不是問題。深圳的士司機,有一部分不會講廣東話,但他們要會聽,也要講一點,這是謀生的技能。否則,會錯了意,就會帶錯了路。香港的士司機大部分都是本地人,他們能聽、能講一點普通話,就不可能由只會講普通話的司機所取代。中央和特區政府不可能進行語言歧視,這亦違國際人權公約。但任何地方的的士司機都要順應遊客需要,一國兩制的香港,豈能例外。

周冠威導演的《自焚者》,講的是2025年社運領袖因第23條立法入罪,有罪當罰,有法當依。但有支持者卻在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前自焚,要求英國政府協助解決2047年的香港前途問題。入罪用的是英國人留下的法,又向英國求救,簡直是諷刺。只有宗教狂熱者,才會有此舉動,但時間和地點上都搞錯了,在時間上太早,不會在2025年就要求決定2047年即22年以後的事;在地點上太不莊嚴,不會在英國領事館前。精神錯亂的人才會以為英國在2047年還可以決定香港的前途問題。不知宗教狂加精神錯亂者成為電影的主角,有何現實意義。

伍嘉良導演的《本地蛋》試圖描繪父子衝突,由於政治原因,香港最後一個活雞農場結業,老爸堅持售賣本地蛋,被兒子加入「少年軍」攻擊。然而,農場退出歷史舞台,這是政治的原因嗎?隨着時代的發展,世界各國很多行業、職業式微了,新的行業、職業得到發展,香港也不例外。其原因,是社會經濟的發展多於政治的因素。把社會經濟原因發生的變化歸因於政治的發展,就好像把路邊闊葉樹冬天的落葉現象,歸咎於馬路上的車流一樣。如果不是出於無知,就是別有用心。而筆者相信,只要價錢合適,10年後香港還有本地蛋賣。

一國兩制 廣被讚譽

《十年》的影片,使筆者發生魯迅《狂人日記》的聯想,但《狂人日記》寫的是清末民初中國舊社會的敗壞,使人變狂人的情况,以引起人們療救的關注。但香港的一國兩制卻具有正當性,以寬廣的胸懷,保留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能以與清末民初社會的黑暗相提並論。如要攀比,卻是為何?

香港的一國兩制,以和平的方法,解決中英兩國可能發生的國際衝突,廣被國際社會讚譽,這是八九十年代國際和香港媒體經常討論的話題,不少國家包括韓國都曾經研究過以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統一的問題。當然,一國兩制不是在任何國家都能成功的,美國脫離英國成立時,也實行過「一國兩制」:北方實行資本主義,南方實行奴隸主義。但為了解決蓄奴問題,在19世紀中葉爆發了慘烈的內戰——南北戰爭,結果奴隸制度被廢除。目前香港的一國兩制也存在不少問題需要解決,需要中央和香港特區的共同努力,但絕對不是採用《十年》影片的造謠、譭謗、誣衊、歪曲的方法。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自然不是一片光明,也有黑暗的一面。任何現實主義的作品和影片,都面臨歌頌光明和揭露黑暗的問題。以中國古代的《詩經》為例,十五國風,既有頌揚褒獎,又有怨刺諷喻。魯迅《漢文學史綱要》說:「至於二雅(大雅、小雅),則或美或刺,較足見作者之情。非如頌(周頌、魯頌、商頌)詩,大率嘆美。」這才真實反映三代的實况,堪稱現實主義文學。如果《十年》的編劇和導演,揭露香港富豪的貪婪、官僚的虛偽、描繪劏房的苦况、無依老人的淒涼,好像1852年美國出版的《黑奴籲天錄》(Uncle Tom's Cabin)所描述的那樣,即使是低成本製作,也應當爭取最佳影片獎。但如《十年》,卻不足以當此。難道中央和香港特區之間,沒有唇齒相依的故事?難道香港內部,也沒有難以忘懷的情結?如果是這樣,香港及其電影是真的沒落了。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載於201652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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