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入鮑忘臭看選戰——從美國到香港(文:王卓祺) (11:33)

前言

未來10個月有3場選戰,今天各路人馬已經蠢蠢欲動,爭取設定議題,搶佔輿論制高點。其中一個議題是反對現任特首連任,所謂「ABC」(anyone but CY),即撤換特首。如何理解這種負面選戰的現象呢?本文從香港的選戰出發,參考美國立國的歷史經驗,分享個人對一些選舉政治的觀察心得。大家應以平常心視之,見怪不怪,其怪自敗。或者引述孔子的講法:「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化矣。」人是有自省及學習能力的動物,就是本文目的。筆者的立論是人的言行受到結構(如在位與在野分別)及制度(如價值、規則及誘因等)影響之餘,亦有人的主觀意識因素,或者更深層次的人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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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虛務實分寸的學習過程

較早前,筆者遇到一位局長,向他請教做了問責官員的心得。他表示兩點:一是情緒智商要高,二是做好特首承諾的政綱。諷刺的是,這位局長自言值得自豪是已經做完特首政綱的承諾。若民望與做實事成正比,這位局長的民望應該很高,但事實卻低得可以。這使我想到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講過政治人才有「外才」與「內才」之別:所謂「外才」是能夠面對公眾,有解釋政策及說服公眾的能力;至於「內才」,則是有運籌帷幄、落實政策的能力。或者說,「外才」就是務虛,「內才」就是務實。

回歸未來的選戰議題。對於一個講求做實事的政府而言,結果是「ABC」並不為奇。在一個新聞及言論自由高度開放的社會,如何既能務實又能務虛兩者兼得,是一個特大的考驗。香港選舉政治始於上一世紀八九十年代,區議員、立法會議員至今已久經選戰洗禮。相對而言,回歸之後,少了港英的「教車」師傅導航,特區政府官員,由特首以降,問責官員及政務官面對選舉政治,還是未能完全適應過來。務虛務實並不矛盾,其分寸,即「度」,是最為關鍵。不過,這亦有一個學習過程。最近台灣國民黨淪落為在野的少數黨,終於放下身段,學習民進黨在議會「搶咪」、霸主席台的對抗性政治。亦可以說,這是形勢使然,權力關係變了,言行最終會跟着改變的。

競選就可能產生不可預測變數

選舉就是競爭。競爭者,就是有不可預知的結果。這個不確定性對於野心家或雄心壯志者來說,提供了想盡辦法取在位者而代之的機會。這樣便製造了誹謗選舉(mudsling campaign)的空間,文雅的說法是負面選舉。這並不完全是制度因素,例如把「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放在香港的對抗性政治環境,更容易產生誹謗選戰。因此,選戰本身的競爭因素足以構成誹謗選舉。筆者在這裏試舉美國的選舉經驗以資說明。

2016年美國共和黨特朗普(Donald Trump)透過負面選戰成為共和黨總統準參選人便是明顯例子。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初選期間口不擇言,言論極盡煽情的能事。例如他指摘墨西哥移民是「強暴犯」;如果他當選總統,將在美墨邊境修築高牆;又會擴大遣返,取消無證移民孩子的出生公民權;又在電視辯論中貶低女性,暗指向他尖銳提問的女主播月經來潮;又倡議禁止外國穆斯林教徒入境。這些非主流的競選言論引起熱議,民間甚至懷疑這是否歷史上美國選戰之中最醜陋的一次。

筆者翻查文獻,終於發現不少評論都以美國開國第四屆,即1800年總統選戰為最醜陋的講法。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美國醜陋選戰的開始,因為每一次誹謗選戰都會被一些評論員視為最醜陋的屆別,例如2012年民主黨奧巴馬與共和黨羅姆尼(Mitt Romney)的總統選舉亦有這種說法。

為什麼美國立國之初便產生抹黑對手的誹謗選戰呢?這頗令人不得其解。因為美國建國之初,立國國父(founding fathers)都是一時俊傑。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是首任總統華盛頓的副總統,他爭取連任遇上他的副總統托馬斯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的挑戰。而傑斐遜則是《美國獨立宣言》的主要撰寫人。若從表面來看,這兩人原本是同僚,大可進行君子之爭;但由於黨派政見不同,最終變成泥漿摔角的誹謗選戰。遺憾的是,兩人事後互不理睬10多年。

據資料顯示,在之前一任(即1796年)總統選舉,公眾還是期望候選人要有紳士風度,不公開競選及批評對手。不過在1800年的選戰,兩人跟隨當時的做法,將競選交與代理人負責。雙方陣營的競爭氣氛日趨激烈,最後還是以謀殺人格的選戰策略完結。當大家看到一些現在流傳下來的言論,便知道特朗普的嘩眾取寵、出位「大嘴」其實不算什麼!

其中一個幫助總統亞當斯的代理人,具有極大影響力的耶魯大學校長德懷特(Timothy Dwight),他這樣警告——若傑斐遜當選,「我們將會見到我們的妻女成為法律容許娼妓的受害者」。這樣的擔憂被一份康涅狄格州派性甚強的報紙加鹽加醋的渲染,將傑斐遜如果當選,將來國家之內「謀殺、盜竊、強姦、通姦、亂倫將會公開地教導及實踐」。

亞當斯的對手傑斐遜亦不是泛泛之輩,他最終競選成功。他暗中資助一位甚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郭蘭弟(James Callender)。後者筆下的亞當斯總統是憤怒、說謊、好戰,並且是「可惡的學究」及「下流的偽君子」,他「表現既不像男人又不像女人,但是擁有醜惡的陰陽人性格」。

這些人格謀殺的抹黑選戰言論當然招回更惡毒的回應。亞當斯的陣營宣稱對手,即在亞當斯任內的副總統的傑斐遜,為「小氣、下等人,半印第安血統女人的兒子,是維珍尼亞州黑白混血父親所生的」。即是說,用「野種」這樣歹毒的言辭貶斥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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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人性及權力的糾纏

太陽之下無新事,人類團結及鬥爭的現象或許有不同的表現,其底層人性本質則沒變。從這個角度,諷刺的是,本文敘述美國醜陋選戰之始在今天視為政治哲學經典的《聯邦人論文》(The Federalist Papers,1787-1788)發表之後。聯邦人論文作者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及麥迪遜(James Madison)等可能預示了這場選戰的影響。他們一直想避免黨派(faction)對國家造成的損害。因為他們相信黨派基於激情或利益驅動,而與其他公民或社區對立。但是亞當斯是聯邦黨(Federalist),而傑斐遜則是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可以說,基於黨派利益及信念,他們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地抹黑對手。看來,什麼好的制度設計亦不能防止,而只能減低人性醜惡的一面。

從美國誹謗選戰回到香港。提出撤換特首,但又不以理服人地說明對方具體做了什麼惡行,這是抹黑對手,缺乏政策創議的煽動家、陰謀家的行為。但是在「大選區、多議席單票制」的設計下,這種利用群眾情緒,而非務實提出政綱的誹謗式選戰策略是有效的,尤其在一個社交媒體盛行情緒主導言行的年代。從這點看,選舉制度的設計可能助長人類負面情緒的宣泄。然而,大家都知道製造仇恨對社會整體利益必然有所損害;但在制度未改變之前,我們對制度扭曲人性只能徒呼奈何!

總結

美國的誹謗選戰例子說明,選舉本身足以顯示人性醜惡一面。選舉制度可以被煽動家加以利用。走筆至此,筆者回顧文首點出孔子所言,入鮑肆而忘其臭的道理,只是想指出環境影響人比想像中大。若缺乏一點自省能力,被人家牽着鼻子走,「洗了腦」而不自知!人類歷史不乏這樣重複。人類有文字紀錄的幾千年歷史,沒有什麼制度是完美的,亦沒有制度是不能改變。最後一句,制度設計應該鼓勵人性美好、利群的一面,避免顯彰私利及負面情緒。「ABC」顯彰什麼,大家知道的!

作者是香港特別行政區中央政策組顧問及香港中文大學社工系教授

(原文載於2016527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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