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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五十年】文革50年:誰敢撕《毛語錄》擦屁股?(文:海一粟) (10:20)

今年是「文化大革命」五十周年,也是我遭受寃假錯案五十二周年。兩個「周年」疊加,佔據了我大半輩子。看着身上的傷疤,令我痛之又痛,苦上加苦,秉筆疾書。我出生於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即一九四二年,被稱為「生在舊社會」。卻是「長在紅旗下」,在「新社會」受學校教育。學醫畢業被國家分配到市人民醫院當醫生,做「白衣天使」,這是多麼榮耀和崇高的職業啊!我真的能為人民服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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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父親不堪因「右派言論」被押回鄉飢寒熬病,一九六二年深圳邊境大開放時到香港討生活,母親也接踵千里尋夫。我卻因此被株連而受「勞教」三年,又因疊加「文化大革命」,多捱了兩年半,共受牢獄之災五年半。「平反」之後獲准赴港侍奉高齡父母,居港近卅年,盡心盡孝地善終了慈愛的雙親大人。勞教場建有高牆,我在高牆內外都生活過;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也都生活過;如今年過古稀,看官,你說會不會沒有感觸?

高牆外之一:表哥遇害。大表哥蔣翠岩,又名茂芝,字怡;人們䁥稱他為「老岩」。廣西興安縣人,是我三舅父的長子,鄉村教師。平時和藹可親,為人厚道,敬業樂業,關愛學生,深受學生擁戴,人緣極佳。「文革」時一九六八年八月遇害,棄屍河邊,終年三十九歲。遺下妻子及兩女兩子。究其死因,除「成分高」,是「地主仔」外,別無其他解釋。

高牆外之二:穿腸破肚。梧州余智章醫師被殺害的事件,轟動了全市,乃至轟動了全廣西。他是我娘親誼兄的哥哥,族派第六,我們叫他六舅父。我們祖母和兄弟姐妹身體不適時,常勞煩他上門治理。「文革」時一九六八年某天,半夜三更有人拍門,聲稱「查戶口」,他披衣開門,即時被來人用牛耳尖刀捅入腹部,白刀進,紅刀出,當堂斃命,撲倒門前,全市炸開鍋了!那時小妹才十二三歲,聞說此事,不聽祖母勸阻,跑去現場,看見屍體一具,倒臥在血泊中,腸臟也漏了出來,狀極恐怖。小妹回家後許久不敢獨處,不敢獨眠,要緊摟祖母才肯睡覺,還會晚晚發噩夢。後來查案,亂世之中,當局不知緝到兇手沒有?

高牆外之三:市長自縊。我從高牆之內回到家中,赫然知悉梧州市長還寄萍在「文革」中自縊而死。關於這位還市長,我有兩點印象:一是我梧州祖居的屋契,官方簽具的就是「市長還寄萍」的大名。二是我父被押離梧州回鄉「監督勞動」後,因梧州家中老少八口生活窘迫無着,曾多次向各級行政領導遞交報告,要求結束流徙,准予回家;但都如泥牛入海,了無消息,這也包含了三份直接寄給還寄萍市長的申述求助函,令我們由熱切期盼至徹底失望。如今還市長竟然也會「壽星公吊頸」,箇中原委,我們平民當然不得而知。這真是「老革命遇着新問題」,革命革到自己頭上,老革命過不了「文革」關。他為什麼不按偉大領袖指示「風物長宜放眼量」,而要自絕於黨和人民呢?只有天曉得!

高牆內之一:撕用語錄。秦水生,不足卅歲,桂林地區臨桂縣人。胖嘟嘟的,老實敦厚,因為糧食不足,挖了生產隊的紅薯,視作偷盜公物,被送勞教。他幹活不惜力,能完成定額,還願意幫助他人,因而人緣很好。不料「文革」期間,一九六八年四月某日,被人發現他撕《毛語錄》捲煙,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在「積極分子」暴打之下,昏了頭腦,竟然還「招認」用它來擦過屁股。這下子更不得了,在某晚「學習」中,被跪礦渣、「向毛主席叩頭謝罪」,分隊長張幹事一聲「打倒現行反革命」,十幾個積極分子拳腳交加,打到他即時吐血,五官出血,牙齒脫落,頭臉青紫瘀黑,全身紅腫損傷,呻吟道:「我錯了,我不反革命了,我不想死呀!」因為他「罪惡嚴重」,晚上也被五花大綁,不能睡眠,也動彈不得,半夜值班員向幹部報告:「秦水生玩完了!」出人命了,空氣似乎凝固起來,全隊人心惶惶。

高牆內之二:音樂奇才。陳石安,三十來歲,某艦隊文工團團員,不知為什麼被劃成右派。他帶一副銀邊眼鏡,溫文爾雅,多才多藝。能玩任何樂器,二胡拉得呱呱叫,甚至能用一片竹葉吹奏曲子。毛筆字寫得很好,隊部叫他負責搞宣傳,出壁報、寫大字標語、搞文娛晚會,他都幹得有聲有色。在「文革」期間,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編入挖礦隊,在極度驚恐狀態下,在一個四十度高溫天氣中,昏倒在「龍口」﹙挖礦的礦坑﹚,被人用篸簊抬回隊部,衛生員(不稱作「醫生」,外界某醫院的右派院長)說是重度中暑,緊急處理後,即轉送場部醫院,未到半路便斷氣了。

高牆內之三:五花大綁畫毛主席像。我的初中語文老師謝芳貴先生,廣西橫縣人,丹青世家,其父在橫縣縣城修理鐘表兼作碳相營生,他自小耳濡目染,頗有藝術天分。他曾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隨軍到梧州,進入梧州歌舞團搞美工,後去廣西大學中文系進修,再入梧州二中教中文。他年輕力壯,意氣風發,自詡「梧州第二支畫筆」。一九五七年被劃為右派開除教職,回到橫縣修理鐘表,不料又被誣「倒賣手表」,「投機倒把」,被送去勞動教養。在教養場師生相遇,不勝唏噓。在文革「颳十二級颱風」期間,他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夜間被批鬥,白天被五花大綁,要爬上高架,畫《毛主席在北戴河》、《毛主席去安源》、《偉大領袖毛主席》等大型油畫,十里開外,清晰可見。以綑綁的囚徒,畫巨幅領袖肖像,恐怕只有在中國,才有如此咄咄怪事!

勞教歲月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我淒風苦雨離梧州,勞教定期三年,按理應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夠期。若連在拘留所的那個月也算在內,則到期日應為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掐着手指計算,歸期不遠矣!由於我一貫「安心改造」;盡力勞動,從只能挑六十斤,進步到顫巍巍地挑二百八十斤;學習積極,主動讀報;能背「老三篇」(是指毛澤東的《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三篇短文,主要闡述「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為人民服務」、「艱苦奮鬥」的理念。其「老三篇」名稱由林彪最早使用。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國大陸學校各年級只學習《毛主席語錄》和「老三篇」,不上文化課,後來擴展到全國各階層,人人都要背誦)。因此,長期以來我獲評「積極分子」。有一些事情,例如值夜班、看守逃跑者、在「警戒線」以外工作等,應由「積極分子」幹的,我常有份參加。如無意外,平平安安,一九六七年底,我便可以回家了。

平地一聲驚雷!意外之孬事,竟然會從天而降: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一場名為「文化大革命」,實為「大革文化命」的「運動」,在中華大地,不幸爆發了!這時的勞教場、勞改場,不說放人,連蒼蠅也不放一個出去。夠期者引頸以待,歸家日遙遙無期。人們私下忖思:這下可變為「無期徒刑」了!天涯何日是歸期?人們心灰意冷,惶惶然不可終日!

社會上爆發運動,變成狂熱的社會。這種狂熱,經過幹部的渲染,由初時的神秘,而變為具體,甚至擴大化、造神化,成為「刮十二級颱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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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為的是什麼

一九六六年九月,東北大漢李指導員給全隊勞教人員作報告,拉大嗓門說:偉大領袖毛主席,為了反帝防修,打倒黨內走資派,發動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祖國上下一片紅,全國形勢大好,不是小好,而是愈來愈好!我最近回東北探親,親身感受到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熾熱氣氛。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八日,毛澤東在北京接見外地來京師生和紅衛兵後,全國出現了「大串連」的高潮。

李指導員繼續說,紅衛兵最聽毛主席的話,在全國範圍內進行「大串連」,他們把中央文革的旨意帶到各地,煽文化大革命之風,點無產階級專政之火。要摧毁「資產階級司令部」,向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目的是「變資產階級專政為無產階級專政」。

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和同年八月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的召開,是「文化大革命」全面發動的標誌。設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由陳伯達任組長、康生等任顧問,江青、張春橋等任副組長,並規定「中央文革小組」隸屬於政治局常委之下。以後,文革小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實際指揮機構。

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文化的命」。有「文化」的人,也逃脫不了被「革命」的厄運。我以前總覺得「有幸有書讀」,現在卻變為「不幸讀過書」。我的「積極分子」光環被褫奪,取消了有份「值班」的資格。在晚上的「政治學習」中,要深入地、不厭其煩地檢查「罪錯」和資產階級思想。一時間,瀰漫着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氛。但我們對外界的消息無從得知,因為一切消息來源都被封鎖,書信也開始斷絕往來,我深切地感受到杜甫眷念家人的「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的感情和悲愴。

一九六七年四月初,大妹第二次赴柳州探我,這次見面氣氛與上次大不相同,外面全國大動亂,我們兄妹談話,有黃幹事在旁當面監聽。他對大妹說:「有文化的人,思想較復雜,家人應幫助他脫胎換骨,改造思想」。

大妹說:「是啊,哥哥,你可要要聽黃幹事的話,好好改造,爭取今年底夠期時能回家,奶奶和我們都在等候你啊!」我點頭稱是。

她住了一晚,無外人時我告訴她,我聽人說過外面社會很亂,有人被綁在電燈杉上暴曬、被打,甚而致死,叫做「群眾專政」。人和人之間互不信任,不說真話,翻轉豬肚就係屎,怕被別人「篤腰骨」,怕惹禍上身。她也告訴我,書店除了毛主席著作的選集、單行本、語錄之外,沒有其他書賣。戲院只有「八大樣板戲」,此外沒有別的戲看。

另外,社會生活亂了套,興起戴主席徽章,戴紅袖章,戴軍帽,穿軍裝,朝請示,晚匯報,背語錄、背老三篇,揮小紅旗,跳忠字舞,背了語錄才開飯;在各級機關,背了語錄才辦事。觀點不同,鬧派性,一家人或同事之間會鬧翻臉,甚至大打出手。形形色色,光怪陸離,什麼都有!

黃幹事批准我送大妹和外甥女,出穿山鎮乘車去柳州。在穿山鎮照相館合影留念後,我們依依惜別。

儘管已知社會上爆發「文化大革命」,但我仍真心地、天真地期待着年底回家團聚。豈料「君問歸期未有期」,滿心希望成泡影!

(標題為世紀版編輯所擬,原題:高牆內外)

作者簡介:原為醫生,曾受寃案入獄,平反後定居香港

(原文載於2016523日《明報》世紀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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