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文革五十年】文革啟示錄(文:蔡子強) (09:21)

本周一是文化大革命爆發50周年,今天也寫寫文革。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在十一屆六中全會當中,通過了綱領性文件《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文件中為文革的成因和本質嘗試作出一個官方的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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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方的總結

文件認為「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首先,文件批評:「毛澤東同志把社會主義社會中一定範圍內存在的階級鬥爭擴大化和絕對化,發展了他在1957年反右派鬥爭以後提出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矛盾仍然是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的觀點,進一步斷言在整個社會主義歷史階段資產階級將存在和企圖復辟……」接着文件又指出:「毛澤東同志的威望也達到高峰。他逐漸驕傲起來,逐漸脫離實際和脫離群眾,主觀主義和個人專斷作風日益嚴重,日益凌駕於黨中央之上,使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集體領導原則和民主集中制不斷受到削弱以至破壞。」

於是(1)毛澤東對階級鬥爭形勢的錯誤評估,及(2)其個人專斷作風及個人崇拜,這兩點便成了中國官方對文革成因的主要理解。除了毛澤東領導上的錯誤這直接原因外,文件也有提及欠缺建設社會主義的經驗、中蘇間的緊張關係、長期封建專制主義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遺毒等,也是文革的部分成因。但這些都只是給輕輕帶過,並沒有被予以認真深究。從中可見,對於文革的反省,中共官方似乎仍然擺脫不了以領導人為中心的思考。

文革就是兩條路線的鬥爭?

其實類似以上層精英政治,和特別以毛澤東為中心來了解文革成因,或甚至中國社會政治概况的學術理論觀點,其實也可見於海外早期的同類型研究上。除了單純的權力鬥爭外,西方早期的研究也愛發掘中國領導精英自新中國成立後,在不同政策領域如經濟、外交、文藝等分歧,從而為派系權力鬥爭加上理想主義色彩,詮釋成兩條路線或兩種意識形態之鬥爭。即是一方,是以劉少奇、鄧小平和周恩來為首,主張應以經濟建設、循序漸進、由上而下,及周詳計劃,來建設社會主義;而另一方,則是以毛澤東、江青和陳伯達等人為首,主張應以階級鬥爭、急風暴雨式、平等主義,及群眾運動,來繼續革命。

但無論純粹的權力鬥爭理論,抑或兩條路線鬥爭理論,或甚至以毛澤東為中心的理論也好,其實三者均建立在同樣的典範認識上,即中國社會的政治動態和尋常百姓的政治行為完全取決於國家的政策和政治動員,而後者又完全取決於中共體制內上層精英間權力鬥爭和角力的結果。所謂文革研究只不過是這種認識論的延續罷了。

3個問題揭示認知上的盲點

踏入1980年代,類似極權主義式政治模型在社會主義國家中的適用性,在西方學術界已受到廣泛質疑。中國的「國家和社會」間的具體關係以及互動,開始受到關注。當把類似的思維應用在文革上,一系列的問題亦開始被提出。

問題一:究竟什麼是文革?文革中哪些現象是這場運動中的最主要特點,並且最值得我們研究?

文革當然包括連串領導人政海浮沉、勾心鬥角的事件;但文革之所以受到萬眾矚目,卻是因為數以千萬計的中國人曾全情投入過這場運動,為民族留下不可磨滅的創傷。因此,我們更應關心的問題是:

問題二:為什麼群眾會瘋狂地投入文革這樣的社會運動?

有人會認為,當時在官方途徑的宣傳下,毛澤東在群眾心目中的崇高威信和魅力是其他黨政領導人所無法比擬的,所以他出來號召群眾投入文革便起了一種一呼百應的效果。可惜這種解釋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事實:到了文革後期,中央文革小組以至毛澤東本人已經無法駕馭全國各造反和紅衛兵組織,全國基本上處於無政府狀態,毛氏在多次講話裏都表示將在某個時間內完結文革,重整黨政組織。結果,他的主觀意願並不能順利轉化成客觀事實。最後,黨政重建的工作只能在毛氏借助軍方進行武裝壓迫下,通過各派系協商、討價還價才能達成。

另外一個常被忽略了的事實,便是文革是以一種十分暴力的形式下進行的,而且暴力行使的範圍十分廣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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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本人當然在文革中擔當一個重要角色,但我們必須小心理解這個角色的性質。不錯,確是毛澤東親自下達「五一六通知」,把文革從彭真等文革5人小組在「二月提綱」裏定下的框框,即純粹學術和文藝領域,釋放出來並合理化成一個更加全面的運動,並要求不要「束縛無產階級左派的手腳」。此外,也是毛澤東在八屆十一中預備會議內建議撤銷工作組,「打破舊框框」,並在全會中促使通過《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把革命小將的自發革命組織合法化,阻止公安機關對之鎮壓。最後也是毛澤東在「二月逆流」中把老帥在懷仁堂的發難批為「反革命復辟的現象」,並制止了以譚震林為首,軍人和地方幹部聯合在各地鎮壓革命造反派的行動,使文革最後如脫韁野馬般一發不可收拾。但即使如此,毛澤東在文革的角色最多能被理解成為文革掃除了一切來自政權的約束和障礙,擔當一種鋪橋搭路的功能,但並不能因此就把他及其思想簡單地理解成文革中群眾瘋狂行為的主要動力。因此:

問題三:中國社會為何蓄積着就是毛澤東也無法駕馭的巨大群眾政治力量?又文革為何會在如此廣泛暴力的形式下進行?

回歸社會考察

沿着上述3個緊扣的問題以邏輯思考,不難發現矛頭是一步步地指向社會考察的重要性。只有對文革前的中國社會進行全面研究,才能為文革的成因提供一個圓滿的解釋。

當中學者Lynn White於1980年代尾出版的著作,Policies of Chaos: The Organizational Causes of Violence in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便開啟了很多人的視野。White認為文革之所以會出現如此廣泛的暴力和無法駕馭的兩極化群眾鬥爭,主要是源於1949年至1966年間政府實行的3項行政措施,分別是:階級標籤(class labelling)、單位內的主從關係(patronage in danwei)及群眾運動(mass campaigning)。

(1)階級標籤:為了方便分配戰後中國社會之各種稀有資源,以及培養群眾對黨和革命理想的忠誠,「紅五類」和「黑五類」的階級標籤成了分配工作、升遷、教育、住房、城市戶籍、醫療甚至口糧等資源的基準。這些難以抹去的標籤烙印使「黑五類」分子在生活各項細節中飽受歧視和不公平待遇。中共的「出身論」使「黑五類」及其後代前途灰暗,永無翻身之日,日積月累的剝削和挫折感使他們對「紅五類」可謂恨之入骨。這種「階級矛盾」正是文革時群眾暴力的客觀基礎,也可解釋為何暴力的對象會如此廣泛。所以到了文革毛澤東號召造反和奪權時,社會可以釋放出如此巨大的群眾能量,因為他們渴望藉此清洗自己的不良背景,將遊戲規則重新界定,甚至報仇泄憤。因此差不多在大部分城市出現兩極化的群眾武力鬥爭並不是偶然的:「紅五類」是紅衛兵保守的一方,代表了既得利益,特別是黨政幹部子女,為了維護現狀而戰;相反,革命造反派則代表了現有建制的受害者「黑五類」,特別是其子女,為了搗毁現狀、重新分配資源和權力而戰。

(2)單位內的主從關係:開放改革前的中國單位,負責供應和分配員工及其家屬差不多所有的生活所需。後者差不多完全無法從其他渠道獲得這些資源,所以對其單位有着絕對的倚賴。在這些單位內,黨領導又擁有很大的權力,員工欠缺獨立自主的工人組織可與之抗衡。很多員工為了生活好過點,便熱中與其單位內的黨領導攀關係,因而培養成眾多主從關係網絡,而被排斥於這些網絡以外的員工自然會在多方面均感吃虧。這方面的對峙構成了另一種的「階級矛盾」,在文革中助長了群眾兩極化的鬥爭。更加重要的是,當部分群眾響應毛澤東號召揪鬥單位內的領導時,差不多必然會捲入這些領導的追隨和被庇護者義無反顧的反擊,以免「樹倒猢猻散」。這便是為什麼文革中看來只是關係幹部的鬥爭,會捲入那麼多狂熱的群眾投入的主要原因。

(3)群眾運動:為了能由人手短缺的黨政機關完成眾多具野心的革命目標,群眾運動便成了另一種行政技巧,透過運動中動員「進步和積極分子」的響應或甚至舉報,可以取代秘密警察起着一定恐怖政治的作用;也透過運動中對樣板例子的批判,起着一定「殺雞儆猴」的作用。因此,群眾運動可以加強群眾對政策的主動服從性,從而減少落實政策所需要的幹部人手。但也正因如此,歷次運動的粗暴經驗使群眾早已習慣了落實革命理想時使用暴力的合法性。

White便是用上述3個元素合組成一個理論架構,說明1960年代中期的中國社會,是如何為其人民塑造了一個充滿矛盾及張力的環境,導致他們瘋狂及暴力地投入文革。當然White的研究只是一個開端,往後更多的研究,都是把焦點放到文革的社會深層原因這個層面,但限於篇幅,在此不贅。

有從歷史中汲取教訓嗎?

文革已經發生了50年,今天再談文革,有人可能覺得有點明日黃花。但溫故知新,從以上一個文革成因探討簡介中,可以提醒大家,任何大規模的社會現象,除了作為點燃藥引的個人因素之外,更有其社會深層原因。

這又讓我想起,前些時候,香港爆發旺角騷動,當有人提出要為這場騷動作出研究和檢討,探究其社會基礎時,竟然被某些政府高層、建制派人士大力反對,一口拒絕,甚至指摘是「美化」騷動。那麼我們,究竟有從歷史中汲取到教訓嗎?

作者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高級講師

(原文載於2016519日《明報》筆陣。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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