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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十年:新世代政治(文:李浩然) (09:38)

(星期日生活編按:電影《十年》以想像香港十年,一石擊起千重浪。電影以「為時未晚」四字作結,提醒決志,寓意希望。想像十年,如果不想香港繼續失去,現在可以做什麼去挽救?討論要如何開展?

本系列希望廣納社會各界賢能,從政治經濟社會多方切入,執數據與調研觀察抽絲剝繭,到底為時已晚抑或未晚,未晚的話又該做什麼。)

差不多十年前iPhone面世,標誌着科技對人們生活的改變。經過這些年,隨着智能手機和社交平台的廣泛應用,社會正在形成一套具時代特點的行為模式和伴隨產生的政治理念。這些改變包括了新公共空間大量湧現、權力平面化、政治碎片化,以至形而上的追求態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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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性質發展的三個階段

政府體制的歷史,跟隨着社會功能的需求,可以被大致劃分為三個階段。在最初的時候,以服務本地社區和小型經濟為主,可以被稱為前官僚體制時代。第二個階段,是隨着工業化的大規模發展,社會及經濟對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需求大增,例如大型的交通運輸、城市基礎建設等等,強大的中央集權式官僚體制便隨之而出現;這也是我們現在所身處的時代。至於下一個階段,可以被稱為資訊革命年代下的後官僚時代。其特點是市民對政府的需求下降,對社區的管理權力部分回歸到市民手中。政府的作用不再是管理社會,而是更多地協助人民,盡量為這個目標締造環境,掃除來自客觀條件或來自政府自身的行政阻礙。總括而言,這是一段從社區權力、到中央權力、再到人民權力的政府發展歷史。

以此為背景,讓我們展開關於資訊科技對改變政府角色和對官僚體系影響的討論。

新政治空間的湧現:互聯網和社交平台

十多年前,一本名為《數碼政治》(Cyberpolitics)的書籍出版,專門探討互聯網對政治活動的影響。書本中所預期的網絡動員、網絡政治社群等等情况,正由不同地方的互聯網使用者實踐出來。

互聯網和社交平台的普及,大大降低了社會運動的動員成本,政治空間的秩序也發生了變化。所謂「政治空間」,就是任何可以進行政治活動的地方,這可以是一個地理環境,例如議會或政府大樓,也可以是機構,例如政黨和利益團體等等。過去,傳統媒體通過控制向社會發布資訊的渠道掌握了話語權、機構通過擁有資源、政府通過擁有物理環境控制了政治空間。可是互聯網提供了突破這些壟斷控制的新空間,而且成本變得非常低廉,幾乎沒有入門的成本門檻。同時,社會運動成為了互聯網絡延伸到實體世界的載體。

互聯網和社交平台重要之處,在於使構建話語權和控制權所依賴的資源改變了。傳統話語權和控制權主要依賴硬資源,例如資金量,而互聯網所開闢的成效因素,則是看誰能夠熟悉地使用和投入時間的多寡。熟悉又更多使用互聯網的人群,便更容易成為這個空間的主導者。

雖然不乏傳統平台通過互聯網去擴大政治活動空間的例子,例如奧巴馬競選總統時就充分利用了互聯網的作用。可是二者的基因還是有所不同,前者以網絡延伸到體制外進行活動,後者視網絡作為對體制內的輔助。

新政治空間的湧現,使人們更容易組織起來,形成追求自身利益和信念的力量,反抗傳統政治體制。例如相對過去電視台和公共管理機構有能力通過規管、技術和資金控制和壟斷着電視台頻道的發布,在互聯網的世界,卻人人都能夠成為發布點。這個現象,激發了人們對公共事務態度、興趣和投入能力的改變,Cyberpolitics一書的副標題正是Citizen Activism(市民積極主義)。

權力平面化 對傳統秩序的否定

從這種心態改變,結合最近通過互聯網和社交平台發動而最終形成社會運動的經驗看來,大概可以總結出以下主要特徵。第一,這類新型的政治活動開始否定傳統的政黨、選舉、政府諮詢等平台作為構建影響力的壟斷途徑。有些參與者認為這些傳統渠道已經無法有效反映他們的政治訴求,提出對政治人物的質疑態度,主張力求自行參與和創建,認為這是前人的產物,他們要建立新的途徑。傳統平台被視為以每一次選舉為表達民意的單位,現在的互聯網模式則更多考慮每個事件或政策。

因此,第二個特徵是這些新型政治活動,大多屬於體制外的行為,包括街頭運動、佔領某一特定場所或區域等。形式也是多樣化的,結合了派對、嘉年華、表演等社交活動來進行。這方面又跟傳統的街頭抗爭運動有一些分別。傳統的抗爭更多以爭取某一特定而清晰的政治目標為本,現在的除此以外,更融入成為一些生活環節,不斷重複發生,使政治話題成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而對於既有政治秩序,有些參與者強烈反對將運動轉化為傳統渠道,因為這等於放棄了他們的原來的價值觀,被體制所吸納。可是也有人認為最終應該回歸到傳統秩序上,但是這種回歸仍然具有對傳統秩序的否定性,其中一個表現,就是否定經驗豐富的政治人物。這解釋了近年世界各地的選舉,所謂「政治素人」大量湧現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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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碎片化 去中心化的趨勢

權力的平面化,馬上帶來了政治的碎片化。在《科技想要什麼》(What Technology Wants)一書中,作者對科技提出了「去中心化」、「分享化」和「移動化」的發展趨勢見解。

關於去中心化,簡而言之,就是削弱各種系統的集體和集權,突出個體。這包括了經濟、社會和政治等等系統。這個世界正在隨着人類參與在科技的應用中,而不斷地從原有體制中的科(橫向部門分工)、層(縱向層級分工)制之中去中心化。

以銀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為例,一直是非常中心化的一個行業。可是在科技帶動去中心化的過程中,金融機構向大眾分享更多的資料、進程、影響力和資訊,去中心化的結果是使分享行為增加。過去的專家並不會分享金融資訊,而現在卻更多地強調分享的特質和能力,以至在這個過程當中的擴散覆蓋力量。去中心化變成了分享經濟的模式,同時又分享影響力。反過來說,分享是去中心化進程的動詞表達,這也說明在網路年代日漸發展的今天,我們為什麼擁有越多的分享社區和社交平台。

網路技術想要去中心化,無論你希望做什麼,只要你在試圖使自己成為中心,你便是這個歷史進程的一部分。我們已經見證了很多技術和商業領域去中心化的過程。而這一趨勢,還將會逐步擴展到公共行政的領域。

今天我們可以看到,人們比過去更加強調自我、不願意妥協、追求個人的影響力,社會也因而更加難以達成共識。人們所關心的議題也因而呈現碎片化和切身化的傾向。而去中心化的趨勢,結合知識的普及化,市民很容易從網路便能翻查關於政策的細節和分析(雖然不少為表面知識),更形成民意往往容易否定公共行政專業性的情况;過去政府通過掌握資訊而形成的權威也被打破了。

形而上的追求 價值變遷帶來社會轉變

強烈個人主義、否定權威、不輕易達成共識、以不合作或抗爭等非體制手段爭取訴求、重視價值觀等等後現代社會意識,隨着當下經濟格局和形態的發展、互聯網的生活化、社會物質的成熟等因素而逐步形成,甚至成為了新世代的主流意識。

根據香港中文大學一項關於本地社會指標和發展的研究資料顯示,即使在被認為是物質主義盛行的香港社會,在過去四十年間,也雖然緩慢但卻持續地步向後物質主義,正在發生美國政治學者Ronald Inglehart所提出的價值變遷。而這種變遷方向,也符合社會學當中「馬斯洛理論」(Abraham Harold Maslow)所說的社會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的較高人生層次。

價值變遷帶來社會轉變,給政府管治和公共行政帶來極大的挑戰。

例如所謂的不合作運動理念在全球蔓延。在美國,共和黨控制着國會參眾兩院,跟奧巴馬總統所屬的民主黨發生這樣的非傳統鬥爭,正衝擊着原來的兩黨制政治理論。在台灣,民進黨借助社會運動,強化社會意識形態的議題作用,轉化成傳統選舉的能量,成為選舉中國民黨慘敗的其中一個因素。

(系列之二)

小結:

Partnership,非Leadership

英國首相卡梅倫在大約數年前的一個論壇上以「下一代政府」為題,開始探討在政府財政緊絀和互聯網高度資訊化的時代背景下,未來政府的一些轉變。雖然只觸及增加政府透明度、增加公共服務選擇和提高問責性等淺層議題,但卻標誌着新世代管治模式的迫切性。這是一個各國政府都正在面對的挑戰,哪個地方能夠創新出適合時代環境的新公共管治模式,便能夠領跑未來世界。而其中,政府和市民的關係,可能正面對着從「Leadership」變成「Partnership」的概念轉化。

全球正處於歷史交點的起點,就如同過去人類因為經濟生產模式和社會形態改變,而步入新的政治階段一樣。社會環境改變了,管治模式和政府角色也會並需要隨之而轉變。社會動員的成本降低了,但決策成本卻因此提高,當中應該如何平衡?在人人都是「自媒體」的時代,政府和社會交流的模式需要發生怎樣的變化?社會的利益整合應該如何進行?傳統的政治平台的作用改變?現代版本的直接民主的作用為何?對於各地政府,這些全部是下一個十年的重大課題,宜及早展開應對研究。

(原文載於201658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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