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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視十年﹕回歸我們從未認真準備過(文﹕呂大樂) (09:16)

(星期日生活編按:電影《十年》以想像香港十年,直白描寫香港人面對政治壓迫和失去自由的恐懼,一石擊起千重浪。電影以「為時未晚」四個字作結,提醒決志,寓意希望。想像十年,如果不想香港繼續失去,現在可以做什麼去挽救?討論要如何開展?

今期起本刊推出「透視十年」系列,希望廣納社會賢能與不同界別的聲音,從政治經濟及社會等多方面切入,從數據與調研觀察中抽絲剝繭,到底是為時已晚,抑或未晚,未晚的話又該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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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認為,香港社會和香港人從來沒有認真為九七回歸做好準備。我明白,這句說話聽起來像胡言亂語,但說實話,我們究竟有做過哪些工作,可以幫助整個社會充份準備如何面對過渡的呢?這是值得深思的課題。假如連最基本的準備也未曾做好,那又怎樣面對未來的十年、二十年呢?

可以想像,一定有很多人會反問:我們不是有基本法嗎?難道整個上世紀八十、九十年代都是白過的嗎?怎可以說未有認真準備呢?

我之所以認為我們從來沒有認真作好準備,原因有三。首先,在原來的構思中,就是不需要做太多準備;曾幾何時,這種想法能令大部分港人覺得安心。「五十年不變」作為主導九七回歸和「一國兩制」的重要概念,重點在於保持現狀,以不變來應付一個不確定的政治未來。這個不變當然並不表示沒有需要做好準備,但大部分準備工作都是放在盡量減少轉變這個策略方向上面。我曾形容這是一種「急凍香港」的思維:將八十年代初期所謂香港最好的(對不同的人自有不同意思)制度元素,以寫入基本法的方式,保留下來;到九七回歸之後,將這套設計「解凍」(理論上,連這個程序亦沒有必要,事關香港的社會經濟制度在1997年前後,應以直通的形式過渡),便可以幫助香港人和香港社會應付一個不確定的政治未來。

原初構想 本就不需太多準備

現在回想起來,當年也並不是完全沒有思考未來的種種問題、矛盾;現在被形容為一無是處、走到盡頭的「民主回歸」(其實是一個大的思想框框,而不是某一批人所獨力主張的政治路線),曾經就好些重要的課題(如行政與立法的關係、公務員團隊的政治位置等)引發討論,只是當回歸大局既定之後,社會上的主要利益集團便對這類討論失去了興趣。既然維持現狀才是最為重要的一點,那又何來做好準備的動機呢?

第二、不變的主要意思在於維持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那是北京回應當時香港人的主要憂慮的安排(也是英國對維護香港人利益的最重要和相信是最有效的保證),特別強調私人財產將會受到保護。在操作層面上,這表現於在同一國家之內,容許兩個不同的社會經濟制度同時存在。或者對今天很多年輕人而言,這個「一國兩制」的說法,沒有什麼大不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的界線早已變得模糊)。不過,在當年的環境裏,一提起社會主義,嚇得很多人立即申請移民。今天,不少人事後知道中國經濟全面轉向市場化,自然不覺得社會主義經濟有何嚇人之處,甚至忘記了「兩制」所指的是資本主義vs社會主義。我在此提出並且強調這一點,並非意圖迴避香港如何實踐高度自治(尤其是政治的維度)這個重要的題目,而是想指出只有當我們將問題意識重新放回到原來的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空間裏,才能更準確地把握,究竟問題在哪一個環節發生。

單靠資本主義市場經濟 保證不足

如前面提到,時下流行批判「民主回歸」,論者有其見解,這不難明白。但提出批評的論者大多忘記了一點,就是那些所謂「民主回歸派」多屬七十年代的學運分子,而且對毛時代的大陸有頗多批評(可以說是十分尖銳的批評,吾友曾澍基的分析與評論就是一個好例子)。他們或者希望有一天能建立一個民主化的中國,但絕不會認為那是短時間內可以完成的目標。事實上,如果1997年之前在香港曾經有過一套論述以為可以馴服、改變社會主義中國的話,那一定不是「民主回歸」,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改變社會主義中國的論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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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套市場化、社會主義開放改革、中國將會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論述並不複雜:中國經濟需要改革,而改革過程會令它走向市場化,結果不能避免是向資本主義經濟靠過去;市場會釋放個體的能量,社會將會壯大,而國家在經濟及社會領域上的支配能力將隨之而下降。在這個過程之中,香港不單只佔盡優勢(畢竟有百多年實行資本主義的經驗,而且整個環境高度市場化),而且更可以起着將中國推向更為(至少在經濟方面)開放的作用,因內地需要通過香港來「補資本主義的課」,這個英國殖民地能從旁協助國家的市場化、國際化、制度化、規範化。除非中國在發展策略上走回頭路,否則市場化的支配作用只會日趨更為明顯。

在很多人的心目之中,只要香港保持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則既可防止大陸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干預、入侵,又可透過促進內地經濟發展,而慢慢將可怕的中共改變過來。以上的想法從來未有連集為一套很完整的主張、說法,但卻在八、九十年代於中產階級圈子內,會議桌上、餐桌上廣泛流傳。通過市場,香港可以「軟化」內地。沒有太多人想過,單靠保住資本主義及市場經濟,不足以保證香港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和繁榮昌盛,繼續鞏固優勢;也沒有太多人想過,竟然終有一天,連香港人也會渴望參與及投入五年計劃之中。而更為重要的是,大多數人都沒有想到,大陸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會扭轉形勢,利用其發展速度、規範效應等等而反過來有條件支配香港的資本主義經濟。這個在經濟力上此消彼長的過程,改變了兩地的互動,但卻未有很多人注意到這個轉變的長遠影響。有的人或者會一早察覺到這可能是新的商機,可是他們都未有深思這個轉變的長遠含意及其深遠的影響:內地通過市場可以影響香港,而且對此愈來愈有把握,再加上規模效應,中港的經濟互動是一個八十年代所完全未能預見的景象。保持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變的想法及其想像中的中港關係(尤其是自以為的市場經濟優勢),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削弱了香港人的警覺性,對於香港需要怎樣的長遠發展,如何處理跟社會主義制度(不限於經濟方面)的矛盾,完全缺乏危機意識。

基於兩地無突飛猛進轉變的假設

第三、我們是以一種靜態思維來想像內地與香港的關係。基本法強調不變,同時也假設大陸與香港兩者均不會發生突飛猛進的轉變。說得直接一點,是兩地在經濟發展上的差異,大致上維持沒有明顯的變化。舉例:對於區域融合就明顯的沒有什麽準備。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想像框架裏,區域融合是香港人進入深圳、東莞等地,而不是反方向的人口流動。到後來雙向人口流動真的發生的時候,很快便要面對承受能力不足的挑戰。而至於人才的流動,很快亦顯示出1997年以前的模式(即香港人以優秀人才的身分進入內地,又或者隨着港資而北上擔任經理、管理人員)迅速轉變。至於香港與周邊地區的互動,也因為內地快速發展,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區域發展佈局及規劃,出現了新的變數,哪些地方擁有主動權、主導發展的能量,再無所謂理所當然這一回事。香港需要重新為它找個位置。在人口、資源流動、區域佈局等問題上,舊有的假設已經動搖。可是,香港人對這些問題的回應卻是十分緩慢。

以上三點指向同一個問題——我們其實沒有好好想過內地與香港(如中央與特區、香港與周邊地區等)在九七回歸後將會發展怎樣的新關係、新的互動模式。當初在草擬基本法時,更多人擔心的是中央會否在港徵稅(基本法第106條),誰支配香港的外匯基金(第113條),會否藉詞徵用個人的財產(第105條),省市單位會否干預香港事務(第22條)等。當時的想法集中在限制和防禦,而不是發展性的;可是,在香港回歸之後,再加上宏觀經濟社會環境的變化,舊的框架顯然未能回應新的挑戰(例如如何管理區域融合),同時也未能開拓新的關係。

究竟應該收起這個話題?還是更大膽向前思考怎樣管理內地與香港的關係與互動?怎樣帶動整個香港社會去思考這個重要課題,而不是止於憂慮、恐懼,將會影響我們未來十年、二十年的發展。

(原文載於20165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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