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摘

繼續寫下去,是對安裕的最大支持(文:葉健民) (09:28)

兩年多前在劉進圖遇襲之後,我在此欄寫了〈容不下《明報》 容不下文明〉一文,當中有一段文字,是對鍾天祥說的:

「假如你真的會珍惜《明報》的傳統,以弘揚新聞自由為己任,你應知道你是如何受上天眷顧,可以在這個受廣大市民愛戴支持的新聞機構工作,有機會在這個高度珍惜言論自由社會內大展拳腳,我也深信你能得道多助事事順境。相反,假如不幸地如《明報》員工和公眾所憂慮的一樣,你的任務是要扼殺《明報》員工的編輯自主,你的工作是以討好權貴為大前提的話,你必須清楚知道,本地知識界、新聞界以至社會輿論都會對你關注有加,對你的一言一行編務方針都會巨細無遺地注視,社會各界也會一如以往毫不留情地對你予以鞭策督導。你要完成任務,恐怕只會事倍功半,舉步維艱。既然如此,你又何必浪費青春,要與香港社會為敵,最終要碰到焦頭爛額呢?榮辱成敗,一念之間,還望你好自為之知所進退。」(明報,2014年3月7日,A26)

今天看來,我們當天的擔憂,正慢慢成為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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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毁長城 全無說服力

我與姜國元素未謀面,在他被解僱之前也不知道原來他就是安裕。事實上,當安裕的文章陸陸續續出現時,心中一直盤算他是誰,這也曾一度成為了自己的一個小小偵探遊戲,每當碰上「嫌疑人物」,總會馬上向對方試探求證。這種帶點「追星」的行為,自然是因為安裕的評論文章水平極高。初讀他的文章,實在驚歎此地實在臥虎藏龍,竟有此學貫中西、博學多聞之士,能把政治評論寫得如此透徹,兼且情理兼備趣味盎然,表面不燥不火,卻又綿裏藏針。以明報這一份以中產階層,甚至是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的報章,評論文章向來就是賣點所在,把這支健筆貿然折斷,自然令人費解。而在3年之內,先廢劉進圖自毁長城,後裁安裕,把這兩名敢言自主立場進步、在輿論極具公信力的雙翼折斷,更是不可思議。就算在商言商,把兩個最深得讀者愛戴、絕對有助報章銷量的靈魂人物拉下馬,自毁長城,也是全無說服力。

就算退一萬步來說,假設鍾天祥所說事情全因成本考慮是事實,但他的處理方法也是何其笨拙。把一個如此受行內尊重、受同事擁戴的資深新聞工作者,在深宵時分即時解僱,本身就是一種對姜國元極具侮辱性的舉動。而在時間上,又偏偏選擇在姜國元主政下明報揭發「巴拿馬文件」中有關內地和城中權貴的部分時,鍾天祥沒有想過瓜田李下,難免令公眾有所聯想嗎?假如連這些基本的新聞觸覺和政治警覺性也沒有,鍾天祥還有資格去主理一份報紙嗎?而做出這個極具爭議性的決定後,鍾天祥也似乎沒有任何應變準備,看來好像完全沒有想過如何面對公眾的質疑,怎樣去穩住內部士氣,或者去安撫軍心。處理方法如此粗疏幼嫩,令人質疑他有否具備管理大型機構的基本能力。明報的老闆,假如目的不是志在要摧毁這份報章的敢言作風以討好權貴,讓鍾天祥繼續留任,恐怕只會對明報幾十年來艱苦建立的基礎和公信力,帶來不可彌補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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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報章 引導社會思考

我是明報的長期讀者,過去有一段時間也曾有機會經常接觸到明報的編輯人員。1990年代初,智才集團入主明報,于品海想進一步進軍內地傳媒業務,所以經常責成下屬多向明報取經。我當時在智才主管研究部門,也因此有不少機會向報館上下的員工求教。數年前,承蒙前總編輯張健波先生信任,開闢了此欄予新力量網絡,我和呂大樂也一直風雨無間從不脫稿,堅持寫到今天。這份情誼,令我和不少朋友一樣,對安裕被裁感到憤憤不平。思前想後,確實認真想過就此擱筆,一刀兩斷。我自問不是什麼名嘴健筆,寫政論也不見得特別擅長,但在網絡發達的今天,要另覓地盤發表文章,相信也不會是難事。但我還是打算繼續在明報寫下去,這完全是出於一份對明報上下員工的堅持和專業態度的尊重。姜國元主理下的明報,有人批評過於保守,在個別問題上甚至親近建制,但我認為一份報章的高低好壞,不應完全取決於它的立場。對我而言,好的報章必須同時能夠全面客觀報道事實,為讀者鋪陳闡述多方觀點,從而引導社會對問題作進一步的思考。在這個風高浪急對立分化的年代,明報如其他同業一樣,只能在種種隙縫中努力求存,難免有時會進退失據,甚至會出現精神分裂狀態;但它始終大致能秉持專業精神,維持獨立報格,依然是我信賴的報章之一。

一點一滴抗爭 遠勝豪言壯語

安裕被裁後,有部分網民信口開河批評明報員工沒有原則,面對如此不公義理應長期罷工,甚至是總辭以示抗議,才是應有的表現。這些口頭勇武道理顛倒的廢話,其實是對明報員工落井下石,傷口撒鹽,客觀上也只是為施暴者鼓掌,也對受害者作了二次傷害。新聞工作者對專業的堅持和犧牲,又豈是這種只懂開口埋口「你為民主做過什麼」的「勇武派」可以理解?傳媒行業的薪酬待遇仍然普遍偏低,在政治低壓下的今天,新聞工作者承受的壓力也愈來愈大,有時人身安全也會受到威脅。能夠堅持下去的,還是有一點理想主義的一群。說來慚愧,我當年大學畢業,也曾想過投身報界,但始終沒有付諸行動。那時候《新報》給我3500元月薪,這和當時大學畢業生的平均6000元水平,相差了一大截,而且工作環境頗為惡劣,整天要在轟轟作響的印刷機旁工作,所以最後還是放棄了。

所以,對於選擇留下來的新聞工作者,我永遠心存敬意。更重要的,是今天正道不彰、歪理橫行,我們更需要每一個人在各自的崗位上堅守原則,捍衛我們珍重的價值,不能輕言退讓,主動求去,隨隨便便放棄任何一個捍衛我們所珍重的價值的平台。就如「我爸是梁特」的行李鬧劇中,機場前線人員堅守原則努力捍衛制度至最後一刻,最終雖然無功而返,但卻意義重大,因為他們的勇敢行為向權貴清楚地說明大家對這個地方的關愛。新聞工作者繼續克盡己責,履行輿論監察工作,影響就自然更大。這一點一滴的在地抗爭、各自在專業領域的多一分堅持,遠勝網上那些毫無成本的豪言壯語,或者政客洋洋千字的言志聲明。所以就算我人微言輕,微不足道,但我還是會繼續寫下去。在中資入股、傳媒自律的大潮下,我們還可以有位置去憑良心去講一些自己相信的道理,便不應輕言放棄。此欄大概在明報時日無多,可以寫一篇便一篇,但在此之前能與一群有理想的新聞工作者共事,是我的一份榮幸。

最後,我相信此文也逃不過被加入「編者按」的命運。有趣的是,這並不是我的第一次。1988年12月6日,我和香港大學政治系的一群老師投稿明報,批評查良鏞的政制方案建議,和駁斥明報社評說美國總統選舉也非直選的歪論,換來了當年的編輯在文末加按說明,硬說我們的看法其實與明報的觀點相同。編者加按,看來就是在這種理曲辭屈情况下的慣常做法吧。

作者是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編者按:《明報》集團4月20日就此事的聲明表示:公司需積極採取節流緊縮政策,裁減人手實非得已,是次裁減涉及業務和編採部門人員,當中包括高層人員;公司希望盡快渡過此困難時刻;明報編採方針保持不變)

(原文載於2016429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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