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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七暴動(文:陳文敏) (10:18)

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社會廣泛不滿,一名男子在天星碼頭大堂絕食抗議。第二天當他拒絕離去後,便被警方落案控以阻差辦公,事件隨即觸發大規模騷亂。當晚凌晨時分,近4000人聚集於旺角和油麻地,並向警方擲石,警方施放催淚彈,最終1465人被捕。政府其後成立以首席法官為首的委員會,對騷亂作出檢討。報告指出政府和市民缺乏溝通,不少市民感到社會不公但又無能為力;部分政府官員則心態高傲,剛愎自用,未能體恤民困,造成人心離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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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並沒正視問題。1967年香港膠花廠開除650名工人,引發大規模暴動,時值文化大革命,暴亂隨即染上政治色彩,汽車被焚毁,商舖遭破壞,街上常有寫上「同胞勿近」的土製炸彈,最終50人死亡,1936人被判罪,其後周恩來喝停北京和香港新華社的極左派分子製造衝突,事件才告平息。六七暴動成為香港戰後最重大的抗爭事件,也成為香港其後發展的分水嶺。

暴動後政府認真地作出檢討,終於認識到政府與市民的隔膜和脫節,以及暴動改變了市民對香港那份過客心態。政府並重拾1966年天星小輪報告書的建議, 在1970年代推出大量改革措施。這包括提升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加強政府與市民的溝通;廣開諮詢渠道,吸納人才和不同意見;提供6年免費教育,增加社會福利和勞工保障,大幅增建公屋;成立廉政公署打擊貪污。這些改革,造就了香港其後的高速經濟發展。

佔中是回歸以來最重大的社會事件,但似乎中央或特區政府皆沒有好好檢討。市民對政府施政的不滿,社會貧富懸殊所帶來的不公,年輕人對建制的失望和無力感,和新一代對香港的歸屬和投入而產生的本土意識等。這些問題和當年的問題有不少相似的地方。50年前,港府汲取教訓,積極改善施政和溝通,令香港成為國際大都會。今天的政府遺忘歷史的教訓,不斷挑起事端,管治每况愈下,普羅大眾對前景的信心遠比九七年前為低。中央官員則以大中國心態處理香港問題,威嚇壓迫,又怎不會回歸近20年,人心卻愈走愈遠?

(原文載於2016年4月27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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