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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閱讀日】World Book & Copyright Day:閱讀就是告別無知,求個明白(文:李薇婷) (11:00)

又到世界閱讀日,難怪走過書店、查看電郵信箱,發現許多閱讀日莎翁促銷活動。為了迎接4月23日,書店都在當眼位置放上黑色封面企鵝典藏系列的莎士比亞,以及不同開度的硬皮雕花精裝版,說是書籍幀裝大曬冷其實並不為過,而更重要的是:有.折.扣。

身為一個疑似文青,我得慚愧一番,事關我從未參與過任何世界閱讀日的買書行動,更遑論要了解它的前世今生。這陣子才知道「世界閱讀日」原名叫「世界書籍與版權日」(World Book and Copyright Day),整件事突然變得沉重起來:書籍與版權,和閱讀日的小清新氣氛截然不同。閱讀是屬於讀者的,但書籍與版權,卻更傾向於出版社與作者要關心的事。再翻下去,又發現那些促銷活動與這場節日脫節的地方,專頁一直重複的宗旨,是希望人們發現、了解,並且更深入地研究和重視出版界固有的各種問題。咦?那和陳設、促銷莎翁的出版物和周邊有何關係?換個角度,無心插柳柳成蔭,也許這些商業促銷也反面和應了閱讀日,呈現了出版界固有的問題。

植物的記憶

在閱讀日談錢,實在不好,但是,揭開了一切陳設,也只是商業包裝。經典名著總是被一再重印,當然因為有價值,另外亦因為版權容易解決,而且印刷後能保證一定銷量。網上流傳一張圖片,標示了讀者購買一本書後,究竟有多少錢是給予出版社和作者,答案當然是很少的,大部分的錢都用來支付舖租,而出版社分到的部分自然比作者多,所以,在香港當個活着的作家,要依賴寫作搵食是很難的。那面對這樣的書籍食物鏈,作為讀者的我們該怎樣做才好?當然不必像某報的人事處理手法一樣,報稱發現支出多了,就趕在凌晨炒掉公司那位因為經驗老到、工作又好所以支高薪的執行總編輯,我們要做的,首先是更多地了解書籍本身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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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去世不久的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我最喜歡看的一本書,並不是他的小說,而是《植物的記憶與藏書樂》,由台灣皇冠出版倪安宇的譯本,以及內地譯林出版社王建全的譯本我也收藏在書架上了。艾可認為,有別於人類腦袋以及電子資料庫以外的記憶,是書寫引發出第三種類的記憶,他稱之為「植物的記憶」,來自尚未被羊皮紙所取代的紙莎草紙。而最初的書籍,也是以碎麻和粗布等製成的。可以說,紙除了承載文字的記憶外,尚且記錄了屬於這本書的記憶,比專屬的ISBN更獨特的,只屬於一本書的記憶,它的裝幀、書頁上的印痕、隨年月而累積的黯黃,甚至是從一個人轉送到另一個人手上時,因為不小心沾上油脂而被拓下來的指紋,都是屬於它的獨一無二的記憶。植物的記憶會帶我們走進過去歷史裏,透過發掘那些只關於這部書和那些買了的、獲贈此書的人的記憶,開啟更宏大的歷史圖譜。就像誰也想不到,曾經有一段時間,人們建議使用曾被用於集中營中屠殺猶大人的齊克隆毒氣來殺滅書蟲;又或是,美國軍隊曾經大力推廣閱讀,為的是透過掌管軍人閱讀的書目來控制其思考。(詳細可見《書本也參戰》,When Books Went to War)

權力位置拉扯的可怕事實

如果說書籍與版權有什麼令人非要了解不可的,或許尚與歷史上大量的幽靈版本有關。世上總有些書的身世注定是殘缺不存的,先不說那些地下組織印刷的那些宣傳小冊子,早期香港亦曾經出現大量缺了版權頁的盜印本,後來在二手書店買到這類書籍,也只能猜想其出生的時空為何──當然,因為盜印本而衍生的書店印刷書票,後來成為收藏者的獵物之一,那又是另一個屬於書的故事。幽靈版本是一種消失的歷史,不但在古籍中會見到,特別在一些動盪的時代也會有類近發現。翻看中國古代那些私人目錄,總會看到一些只聞其名、不見其實的書籍,幸運的或者有人曾寫過評語,讓後人可知其內容概要,但是,看不見實體,總讓人心頭癢癢。

這樣談下來,了解書的自身意義,實在比閱讀日中看見的書籍促銷活動更讓人心動。你或要嫌這樣稍稍「離地」。其實書,很實在的,讓我們回到那個關於生產場的問題,這場關於世界書籍與版權日的討論,就接地氣了。布赫迪厄(Pierre Bourdieu)《藝術的法則》。台灣近日出版的繁中譯本,可說是救了許多研究者的命。現在的書總講求有圖,有圖既有真相又讓讀者開心,《藝術的法則》也有圖,不過,那是一步步將你逼到牆角,坦然承認文學生產也存在權力位置拉扯的可怕事實。

在資本運作的系統中,那些黑皮企鵝經典系列的莎士比亞再版,就是一種經銷策略。這種策略的一再運用,其實也就顯現了出版界的固有問題。當市場缺乏活力,經典的再版總是保命良丹。我盡量不想這樣說,只是,現在書市或許已應驗了艾可早年已看見問題,某些書種的無人問津,不能只歸因於缺乏讀者,而是各類書籍氾濫,品質良莠不齊,以布赫迪厄的話來說,是某些出版社、作者在市場佔位失敗了。而經典則基於教育體制的擁護,成為了長期的暢銷書,新作家自然需要用奇招突圍。於是,當「世界書籍與版權日」被譯成「世界閱讀日」的時候,有些必要的嚴肅與沉重被偷偷換走了。這不是書店工作人員的錯,這只是供給與需求之下的求存策略,遇上喜歡書的人,更容易因為閱讀日的輕盈召喚而心存希望,認為放置經典,可刺激新的讀者加入文學閱讀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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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的必要

事實上,經典總是最難讀的,就像卡爾維諾在《為什麼讀經典》中所提出並親自解畫的經典定義,「年輕時代所作的閱讀經常沒有太大的價值,因為那時我們沒有耐心、無法專注、缺乏閱讀技巧,或者是欠缺生命經驗」,首次閱讀文學的人,對經典心存抗拒,是必經的過程。所以,經典的促銷其實無助於吸引新讀者,特別是年輕讀者,它只是讓那些長久以來的文學閱讀群重燃一點購買的欲望,如同早前大家在網上瘋傳並爭先購入的那套精裝本川端康成。

而這一切一切,都切實地告訴我們,出版界的確浮現了一些固有的、無法逃避的問題。問題的癥結所在,當然不是書店店員,亦很難純然斥責讀者,說穿了,還是書的品質,它所承載的記憶是否值得人們買下來細細閱讀,藉以求知,告別不明不白的時代。所以,真正的救命丸是好作者,過往在報章上連載的文字一經出版,總有好銷路。與其從生產架構中解僱一位資深作者,不如將他的作品出版,以換取更好的資本,就像近日傳媒人安裕,該公司說因為缺錢,於是深夜解僱,這理由貽笑大方之餘,或許亦正呈現了報界所面對的重要問題。

(原文載於《明報》世紀版(2016年4月23日)。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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