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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制度】懷疑TSA的改進教學論(文:龐永欣) (11:25)

我從前熱中「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每次計劃開始時,我都會跟老師先猜想學生在學習某課題時的「難之所在」,又設計各種小測驗,探索確定,然後才開始設計教學工作。研究結束前又再有小測,看看學生有否進步,困難是否克服,老師亦藉此掌握教學的關鍵和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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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與大型測考如TSA相比,我們的測考設計或不及周密,卻更到位,因為測考數據直接用來指導教學,並用在同一班學生身上。我們又發現,參加計劃的老師多是真誠為了改進教學 ,故有種自發幹勁;但也偶有老師由校長指派參加,壓力擋不住,就在表面上下點工夫,實際上是找捷徑敷衍了事,這些情况最難搞。

教育官員常說全港性考測如TSA具有「改進教學」(improvement)及「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雙重效用。但測考舉行到成績發放已是下一學年,數據並不能令當時的學生受惠;難聽地說,所謂改進教學,僅屬賊過興兵、亡羊補牢而已。因此我相信,問責才是主調。不是說「問責」就是不好,但教局官員常問:「貴校學生達標率是在全港平均數之上還是之下?」就是不妥當。須知全港學校無論進步了多少,既然是平均數,約半數學校會在上,半數在下。問這種問題就是拿TSA數據把學校進行分類、比較、施壓,違反TSA原意和承諾。

從前我曾寫過,面對問題,人的反應有「高路」與「低路」之別。縮班殺校令教師人人自危,考試操練是自然不過的「低路」反應。「改進教學」屬長線的高路回應,但成績壓力就在跟前,講改進教學,豈非奢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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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年4月13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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