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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與社會】記者的共業(文﹕譚蕙芸) (09:27)

一個月前的立法會新界東補選,凌晨時分,我獨個兒坐尾班港鐵,到調景嶺體育館的點票中心。進場時,有保安員要求搜查我的隨身物件,才恍然大悟,今次選舉在「旺角衝突」不久後舉行,氣氛有點緊張。搜完袋後,看到兩條通道,一條是給「記者」,另一條是給「公眾」。當晚有消息指,當局對「記者區」收緊管理,凡是它認為不符合其定義的非主流傳媒記者,均「不獲邀請」進入記者區。我不過是一介新聞系老師,早有心理準備以平民身分進場,所以就聳聳肩,接過職員發的一張「號碼籌」,走進公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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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家裏到點票中心的路上,我不無焦慮,生怕公眾席籌派完會被拒諸門外。果然,當我進場時,整個公眾席已擠滿了人,要找個位置都有困難。公眾席位置不佳,距離宣布結果的「大台」最遠,簡直是「山頂位」。記者區呢?卻面積偌大,佔了整個場館約三分之二。但記者區的使用人數卻與其面積成反比﹕記者區小貓三兩;公眾席卻有人滿之患。

再觀察多一會,我發覺「記者區」和「公眾席」的分野,若以區內活動為標準,今天這種「劃界」顯得蒼白無力。當日我看到的情况是「公眾席」有大量人士進行各種採訪活動。大學新聞系的學生,他們身分不被當局認可,擠在公眾席作即時報道;我的學生指着一名網絡紅人說﹕「你看,他在使用facebook最新的live功能,現場直播。」我看到這個年輕哥仔把iPhone鏡頭對準自己,嘴部不停郁,挪動身子作三百六十度拍攝。我也遇到自己一直有拜讀的網絡媒體,他們的記者趴在木櫈上,扭曲着身子打稿。4年前的立法會選舉在赤鱲角亞博館開票,當晚我也在場,卻沒看到公眾席出現這種人人採訪的盛况,顯然這幾年傳媒生態發生了質變。

相比公眾席的熱鬧,記者區顯得冷清。當晚有一幕是這樣的,無綫電視台的直播攤位最接近公眾席,它放了一部平板電視,熒幕向着公眾席。整個晚上,無綫播放點票數字均以細字標出﹕「資料來源﹕民建聯」。在場市民議論紛紛﹕「有無搞錯?民建聯參選喎,點解引述佢哋數字?」主播曾解釋,這些數字比官方公布的更快。我曾做過記者,嘗試理解當中邏輯,估計是民建聯在各點票站駐了人,能最快把數字匯報,但我亦覺得,即使數字夠快,傳媒亦要顧及公眾觀感,怎能給人一種偏袒某政黨的印象?

當我思緒仍糾纏着的時候,觀眾席忽然起哄,群情洶湧齊喊「無綫新聞,是是旦旦」。我回過神來,望望表,剛好凌晨2時半,才發現他們的叫囂是衝着無綫記者陳嘉欣,她當時和攝影記者在遠處做直播,最初鏡頭還選定公眾席作背景,但當「是是旦旦」口號如海嘯般襲來,她唯有移步離開公眾席範圍,鏡頭轉向拍攝記者區的空櫈。我曾做過電視台記者,目睹這情况,第一感覺是替這名記者難過。如果我是她,一定覺得委屈﹕「我又無做錯,做乜噓我?」但很快,我又明白群眾的憤怒。

群眾的信息﹕記者不配有特權

遠的不要說,單看這晚,場地佈置了一條「楚河漢界」。這條分界,劃出一個「記者區」和另一個「公眾席」。記者區設施完備,有枱有櫈有電掣,幾間電視台還有專用直播攤位。記者區可以接觸各候選人,公眾席則必須等候選人自發走近才能訪問(當晚只有楊岳橋及梁天琦這樣做)。設施上,公眾席十分簡陋,只有幾張木櫈,兩區中間還有保安員站崗,生怕公眾會硬闖記者區。

在這個點票中心裏,從空間上、資源上、access(接觸面)上,被認為是「記者」的人享受了某種特權。而這種「特權」不是「奉旨」的,是基於社會共識,認為記者是替公眾利益辦事,他們監察權貴,報道事實,為民發聲,所以理論上整個社會應該給記者採訪上的方便。但明顯這晚群眾的信息是﹕「(某些)記者們,你們不deserve這種特權。」有人或覺得,當晚公眾席上叫口號的只是個別激進者,但我在現場感受到對主流媒體的不滿情緒,頗有代表性。我當時有種頓悟,「記者」這身分不是有權的人說了算,公眾是否認同你也是一個重要參考指標。常言道,記者最重要的財產是其credibility,公信力,有時是來自機構多年的track record,有時是一個記者多年來採訪累積而成的戰績。今時今日,部分傳媒機構失去公信力,體制外的自由記者,可能還得到尊重。

不滿主流媒體的人,在社會是少數嗎?近年我出席公眾場合,向不同背景的人解釋記者工作。當中有學生、公務員、教會人士、社運人士。無論他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一致口徑是﹕「記者偏頗、不夠中立」;當中他們最想知道﹕「新聞自由大晒嗎?有沒有辦法投訴記者?」別誤會,提出這種意見的人往往教育水平高,而且態度誠懇,他們的表情是一種大惑不解。面對着這麼多挑剔,我第一個反應和TVB記者被噓的感覺或許差不多,心裏只有委屈﹕「我自己做記者咁多年,採訪生涯已盡力做到公正持平,點解你哋對記者印象咁差?」最初我還覺得只要做好自己,就不需理會別人,但漸漸當我解說愈多,愈發現行外人的質疑是一個普遍現象。

記者罪過多 公眾牢牢記着

我思考了這個問題好一段時間,得到的部分答案是,這或許是一種「記者的共業」。讓我們撫心自問,記者行業有沒有人做過有損專業的事?答案是肯定的。那些年「還有突發新聞」的時候,假扮社工問死者家屬拿遺照的,有;明明受訪者談的是ABCDE,報道出來變了FGHIJ的,有;因為政治或經濟上的因素,有意無意寫好或唱衰某些被訪者的,有;因為貪快疏忽不小心寫錯資料又沒有向受影響的人道歉的,有;更加別說娛樂版狗仔隊侵犯藝人私隱了。這些問題可能是業界少數瑕疵,卻令公眾牢牢記着。那末,即使你和我沒有做這些事,我們坐記者這條船的,業,是報回來每一個記者身上的。

你問我,香港有沒有有良心的記者,答案也是肯定的,我自己認識不少。他們學歷高,卻掙一份可恥的低薪,在艱難的生態下為着崇高的新聞理想而奮鬥。他們遠赴內地或海外,冒着生命危險採訪天災人禍;他們在傳媒機構日益收窄的採訪空間中,出盡吃奶的力尋找新聞自由的一片天;他們始終相信新聞價值,堅持做吃力不討好的偵查報道。近日奧斯卡最佳電影《焦點追擊》上畫,同業們在戲院暗自拭淚,除了為劇情哭,也是為自己的堅持而感觸。然而當我接觸「圈外人」愈多時,卻發現「行內」和「行外」人對新聞界有一種嚴重的認知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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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教育非常糟糕

關鍵是,香港的media literacy教育做得非常糟糕。我在多場講座中解釋傳媒運作。即使簡單如「記者證」是如何簽發,大家都如接觸到新大陸。當大家聽到,香港沒有官方機構發出「記者證」,大學新聞系也沒有替畢業生發「記者證」,因為不少新聞機構會聘請非新聞系畢業生。故此,一般記者證是由「傳媒公司」發出的,即使「香港記者協會」也是自願參加,沒法子包括所有記者。這些在記者業內屬「常識」之事,在普通市民心目中竟然聞所未聞。他們以為記者像社工和醫生,有組織監管和發牌,不少人聽到實情都O了嘴。

然後,我只要略略解釋「中立」「客觀」的複雜性,大家又會把嘴O得更大。我舉例,早前立法會議員吳亮星在議事堂讀出的WhatsApp信息,指銅鑼灣書店失蹤店員是去坐了「洗頭艇」到內地「宿娼嫖妓」。結果,兩間電視台以不同手法報道。詭異是,把聲帶平鋪直敘引述的一家似乎夠晒「客觀中立」,但其實卻把失實信息傳播開去;另一家在引述時把旁白寫得有引導性,反而提升觀眾警覺性,令報道更公平。另一次,有紀律部隊成員向我反映「記者不中立」,我舉例回應﹕「旺角衝突當晚,有攝影記者曾以身體擋住示威者,以免沒裝備的警察繼續被打。如果講純粹中立,記者根本不應介入事件,那位記者就是做了不中立的事。」我強調,我不是去判斷這攝影師做的事是對還是錯,而是想證明「中立」是很複雜的事。這人聽後深思良久,沒有答話。

更複雜的操作,如新聞機構不應向警方和法庭提供原始採訪錄像和筆記;新聞報道什麼時候應具名,什麼時候可匿名等操作,普通人根本摸不着頭腦。所以,公眾對記者的不滿有時是基於對記者行業的不了解,一種認知上的偏差。而當我嘗試向他們解釋一些行內操作背後的理念,不少人聽了都轉向諒解。弔詭是,若記者的天職是要與人溝通,把信息傳遞,我們似乎沒有好好把這個行業的操作和邏輯解釋給公眾知道,即使解釋了,公眾似乎沒有接收到。在記者忙得連吃飯睡覺都沒時間的日程裏,我知道要求他們給公眾教育顯得奢侈。但觀乎每次新聞自由受威脅,我們義憤填膺一次又一次發聲明,不斷指新聞自由遇上了寒冬,結果卻好像落入了黑洞,依我觀察,除劉進圖受襲之外,大部分情况未能引起市民廣泛關注。說白一點,香港傳媒行業好像出現了「關公災難」。我無意批評同業不夠努力,事實上業內工會如記協一直努力推廣行業形象,但遺憾是,至少我碰到外界的人對行業的誤解仍然不少。而當這個誤解的鴻溝一日存在,記者出外採訪,只會受到更多不禮貌待遇。

主流「沙石化」 公民記者走更前

科技的改變,也令記者忽然出現大量競爭對手。年初二事件後,有一說法是﹕「記者是抗爭中的沙石」,那時的說法是指記者在衝突中受傷是無可避免。但我卻聯想到另一種意象,其實記者這行業近年漸漸走上「沙石化」之路,在一部分公眾心目中淪為可有可無的工種。隨着科技進步,普通人都可以做報道。社運人士如朱凱廸到嘉湖山丘進行「以泥還泥」行動,他自己可以開手機直播,不需要等你傳統媒體青睞。主流記者疲於奔命,以有限的人手與全港網民鬥快,衍生一些叫「車衣」「炒台」的工序﹕記者減少出外採訪,在電視機前看直播寫稿,只希望任何一宗新聞發布不會慢了一秒。有時,「炒台」「炒稿」能夠快速生產搶眼球的新聞,我知道有媒體向廣告商承諾一定數目clickrate,記者寫新聞時面對如經紀般的「跑數」壓力。

一些剛畢業新入職的年輕記者曾反映,因為資源的緊絀,「上司不讓我出外採訪」、「一個月可能只有三次機會出外採訪」。當記者離棄現場,不重視現場採訪這門技藝,明顯記者這行業走歪了,但主管們都表示,人手不足又要「填版」和「填airtime」,是無可奈何。諷刺是,當主流媒體記者愈來愈變成冷氣房裏的鍵盤戰士,一些公民記者/網民卻湧到現場。自稱「獨立攝影師」蕭雲的現場文字紀錄,坦白說,要比一些主流媒體的出品更有可讀性。有主流記者無奈地承認﹕「別人始終在現場,這是值得肯定的事。而我們呢?在公司看直播來寫稿。」

記者「沙石化」的另一事例,是新聞內容已沒法回應社會脈搏,與年輕人世界脫節。2月20日晚梁天琦造勢晚會上,多名網絡紅人撐場。事後有資深記者坦言,除了議員之外,他完全不知道這些人是誰。更難堪是,當晚《蘋果日報》即時新聞一度把出席造勢晚會的YouTuber司徒夾帶誤寫為「玄學家司徒法正」,後來才修正,這宗笑話被網民訕笑良久。

主流傳媒結構性自閹

為何主流媒體沒法回應時代?除了是科技改變,更重要還是新聞行業在政治經濟壓力下已一步步自我閹割。一些在傳媒有幾十年經驗的管理層私下異口同聲承認﹕「主流媒體已經沒希望了。」綜合大家意見,主流傳媒的自我審查已去到結構性,不是個別一宗新聞有沒有審查,而是廣泛存在於體制中﹕給記者有限資源作長時間勞役,令記者身心俱疲,變得有心無力;大量聘請年輕沒經驗新人,放棄聘請有專業訓練的新聞系學生,獲留任的記者往往較「聽話」。主管玩弄專業話語,動不動要求記者要「平衡」要「中立」,要求記者面對市民排山倒海的「投訴」,要求他們浪費精力不斷作出過度平衡,犧牲了新聞的批判性和可讀性。於是,新聞內容愈來愈保守,來來去去都是那種格式語調,記者不敢作有角度或有稜角的解讀,敏感的題材不碰為妙。新聞不再「新」,不再「真」,沒有回應社會和時代的需要。反而網絡上的消息或許雜亂無章,卻偶會貼近生活,觸動人心。

所以,無綫一台獨大,港視不獲發牌,亞視「執笠」,商台新城最後一秒才獲續牌,紙媒歸邊,港台在無資源下硬食亞視頻譜等,都只是整個行業被無形之手操弄下衰敗的表徵。還記得3月24日港台節目《千禧年代》上,港台高層解說接收亞視頻道情况。我聽到光火,明明資源不足,新節目只三個,其他時段只是重播,但管理層依然堅持港台員工「士氣高昂」。以我所知,港台新製作的晚間電視新聞節目,竟由電台部負責,在沒資源又短時間要出街壓力下,員工惟有啞子吃黃連硬着頭皮死撐,無主播不夠廠房都繼續製作,更無奈的是普羅市民根本不明白製作電視新聞的難度,只知不好看便罵;那邊廂,卻有另一間公司港視,明明有財有人有製作,發牌依然遙遙無期。對於我城傳媒人的辛酸,我覺得荒誕到令人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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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載於2016年4月3日《明報》副刊。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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