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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簿,一支筆──《驚天大陰謀》到《焦點追擊》的堅持(文:安裕) (16:27)

某程度而言,觀影《焦點追擊》(Spotlight)是一次回憶之旅。曾經有一段不短的時間,幾乎每隔兩個星期便得從紐約北上波士頓。婆娑樹影,愛爾蘭裔,紅襪棒球,天主教徒;饞嘴而生的唾涎是片中律師在餐館與記者款款深談時小砵裏的周打蜆湯;波士頓口音的重音變化也是回憶,u和o之間的調換使得這個城巿別樹一幟。外邊人很難想像小小的波士頓有着這樣浩瀚並且深重的傳統。

再看下去,回憶幾乎佔據半邊大腦。這齣電影令人想起七十年代羅拔烈福與德斯汀荷夫曼的《驚天大陰謀》(All the President's Men),那是《華盛頓郵報》記者挖出水門事件的電影;《焦點追擊》主場所在的《波士頓環球報》內部裝修與四十年前的《華盛頓郵報》一模一樣,淺色低矮的工作隔板,平房頂灑下的明亮燈光。連《焦點追擊》一頭銀髮的編輯Ben Bradlee, Jr.,真實生活裏就是水門案時運籌帷幄的《華盛頓郵報》總編輯Ben Bradlee的兒子。

《焦點追擊》奪得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電影那個早上,面書鋪天蓋地講的是這部片子;這既有記者編輯作為同行的感受,也有當年獲得普立茲獎的《波士頓環球報》報人回憶。字裏行間言詞殷殷,令得那個星期一早上的香港有着很是不同的况味。同業之間對未來日子的相互打氣勉勵,源於昔日從學校畢業那一天的自我期許;在「北風我迎頭再遇」的數九寒冬清晨,是昨夜渡輪上的「懷念你說生如戰士」社會氛圍。

說來弔詭,美國近半世紀的大新聞,很多不是由銷量而言的「大報」所能包辦。嚴格來說,七十年代的《華盛頓郵報》或十多年前神父戀童案爆發時的《波士頓環球報》,銷量算不上是全國大報。《華盛頓郵報》銷售範圍不出首都華盛頓及其毗鄰的維珍尼亞和西維珍尼亞州,個人經驗,在靠北一點的馬里蘭州挨近賓夕法尼亞州那邊就不太容易買得到。同樣地,《波士頓環球報》的行銷地圖是美國人所指的東北角新英格蘭一帶。不過,銷售量不能代表一報一刊的水平,這些日銷二十來萬到五十萬的中型報紙人材輩出,幾許王牌記者往往是從地方報章轉過來。

「讓讀者覺得這報是必要的」

與財政豐厚的大型跨國傳媒相比,《華盛頓郵報》顯然稍遜一籌,《焦點追擊》裏新任總編輯Martin Baron到任之後,一開腔便是報業受到電子傳媒大舉的進逼。然而這些事情並無困擾記者採訪上的獨立空間,一些影評把對Martin Baron的觀察定位在於如何帶領旗下同人在新聞採訪道路走出另一片天,不過我覺得他在電影開始階段、即與報社同人會面時的一句話更有意思——人人談到未來生意景况,Martin Baron提出他的看法:讓讀者覺得這份報紙是「必要的」(make this paper essential to readers)。說到底,新聞人的本職便是新聞這回事,並非言不及義的這些和那些,堅信好的新聞自會招徠讀者。

看過《驚天大陰謀》的觀眾定必會認同《焦點追擊》表達手法以及內容頗為相似。都是記者捅破權貴,不同的是《驚天大陰謀》踢爆尼克遜作假證供,《焦點追點》則把筆桿對準紅衣大主教。兩者相比,《焦點追擊》的難度大於《驚天大陰謀》,原因在於要生長於波士頓的記者揭破同區的天主教教士戀童行為。華盛頓是四方之地,極少所謂土生土長華盛頓人,新總統上場,華盛頓最好生意的是搬屋公司,幾千名聯邦官員下台而去,離開傷心之地;同一時間另外幾千名雄心勃勃的新發彩準備進駐首都大展拳腳。這就是說,華盛頓只有政治上的establishment而沒有廣義文化上的establishment;相對於此,愛爾蘭裔大本營、天主教徒集中地,連色彩都是愛爾蘭傳統青綠的波士頓,碰口撞面隨時可能是三姨媽七姑丈,就像《焦點追擊》的偵查小組成員赫然發現涉嫌戀童的神父就住對街。這種極為親暱的區內關係,建構成比起「嗨」一聲擦肩而過的華盛頓更難捅破醜聞的客觀空間。不要以為美國人不講人際或親戚關係,《焦點追擊》至少可以在社會學這方面範疇提供教材。

對孜孜發掘新聞的感動

儘管《焦點追擊》經過近期的大量報道已不存劇透之虞,可是到了觀影之時依然感動不已,新聞記者對新聞本質迹近神聖不可侵犯的尊重,令人在觀影回家路上念茲在茲不能放下。同一的感動在《驚天大陰謀》兩個記者在國會圖書館調來堆如小山的借書卡,冀從中尋出白宮人員與竊聽事件的關係。從圖書館頂高處俯視,小小的白紙卡堆疊高過兩個白襯衣的記者身軀,靜態攝影帶來「新聞是跑出來的」意念。《焦點追擊》從核對教區教士離休名單,逐一敲門(doorstep)被訪者,一個一個核實,一個一個詰問,沒有僥倖只有郵差般的勞動強度。中間有氣餒有成功,有橫生枝節的「九一一」事件忽然調到佛羅里達州採訪涉及恐襲的機師;四個血肉之軀,與當年的水門案記者一樣,一支筆一本簿在東拼西湊當中找到大略圖象。

《驚天大陰謀》與《焦點追擊》四十年間殊途同歸,再次成為電影工業乃至社會焦點,必須指出的是,要有濃厚的政治及社會氛圍,始能有水門案以及戀童案的新聞報道空間。或會有人認為這兩部電影美化了所謂「無冕皇帝」或西方資本主義新聞觀,其實此言差矣,因為這是一個整體(institutional )的氛圍方可臻此。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就是保障言論自由,極大程度上保住新聞自由的空間。事實上美國的新聞自由並非一蹴而就,不少人都聽過一個謔而虐的笑話,話說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美國某報派到歐洲的記者有一天無新聞可發,詎料總社叫他寫點牛皮回來(send me rumors)。今天人們批評小報,喚這些是「黃色小報」,始祖便是上世紀初的美利堅合眾國。這條長路歷經《紐約時報》等擔演先鋒角色,包括不要廣告寧願把空位留給新聞,再是二戰期間的翔實報道,國難當頭的日與夜在短波收音機旁靜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特派員莫羅的倫敦報道,鼓舞了國人戰意,力拒極權,由此奠下基業。

新聞自由的政治社會空間

不過,在紙張與電波之間是瑜瑕互見。《華盛頓郵報》一九八一年曾發生新聞造假而撤回普立茲獎的醜聞,涉事記者Janet Cooke杜撰一個「八歲癮君子」專題報道,舉薦此文的是水門案兩名記者之一的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他當時已是助理總編輯。其後《華盛頓郵報》在報端公開道歉,伍德沃德由新聞部調出,集中寫書撰訪,從此不涉日常採訪編務。相對於此,美國人民至今感念一九七一年《紐約時報》的越戰機密五角大樓文件,刊出後遭到聯邦政府以「國家機密」為由要求法院頒發禁制令。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後九名大法官以六比三判定政府不可對《紐約時報》施以禁制,大法官伯拉克(Justice Black)寫出傳誦至今的新聞自由判辭:“Only a free and unrestrained press can effectively expose deception in government. And paramount among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 free press is the duty to prevent any part of the government from deceiving the people and sending them off to distant lands to die of foreign fevers and foreign shot and shell.”

「只有自由以及不受箝制的新聞媒體,始可有力揭露政府欺騙之舉。新聞自由最崇高目的,在於阻止政府欺瞞國人,差派其到迢遠國度死於異地紅熱及炮火之下。」

潮流在變 精神不變

《焦點追擊》在《驚天大陰謀》面世四十年後再把人們帶到追求真相的事實面前,毫無疑問這是贏得奧斯卡小金人的其中主要原因。然而回到今天,重新檢視十幾年前的教士戀童事件以及更早期的總統妨礙司法公正,四十年間新聞本質並無多大變化,改變的只是載體由紙本變成電子,興許客觀環境令傳統媒體像《波士頓環球報》甚至易手多時的《華盛頓郵報》那樣吃力經營,卻從未出現家道中落放下原則的窘迫,原因很簡單,make this paper essential to readers的顛撲不破真理在於大法官伯拉克所言的「揭露政府欺騙」仍然放諸四海皆準,永不褪色,歷久常新。

(原文載於2016年3月6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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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Sunday, 6 March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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