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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暴動」與「轉型正義」(文:安徒) (09:09)

今年是一九六六年九龍騷動發生的五十周年,如果香港是一個重視歷史的地方,這場對戰後我城發展如斯重要的事件必定會有各種紀念活動舉行,可是筆者卻從未有所聽聞。不過在大年初一,當年九龍騷動發生的相若地點,又再發生一次嚴重騷動,遙遙向50年前的事情致意,可謂天意弄人。

一九六六年的騷動為香港發出了警告,顯示這個殖民地社會已陷入嚴重的危機,當時政府雖然立即進行了調查,也撰寫了報告。但還未來得及調整施政方針應付危局,六七年就發生嚴重百倍的左派暴動,成為香港近代歷史上一個關鍵轉捩點。沒有六六、六七的騷亂和暴動,今時今日我們看見的香港,好可能不會是同一個面貌。但萬萬想不到的是,自六七之後走了近五十年太平日子的香港,卻爆發出一場和半個世紀前大同小異的警民大衝突。歷史輪迴得如此詭異,令人難以置信。

解殖之路已經坍塌

如果五十年前那場衝突是可以歸咎於「千瘡百孔」的殖民體制,天星小輪為了五仙的加價引發了連串的抗議示威,但沒有民意授權的殖民政府照樣一意孤行,於是觸發了一場原本可以避免的騷動的話,那今天香港的政治經濟困局,青年人的憤怒和不滿,社會廣泛存在的無力感和躁動感,又豈不明明白白地說明了,五十年來的香港,其實並沒有真正脫離那個遲早要把騷動孕育出來的舊體制。它的與民眾疏離,它的剛愎自用,它的為權勢階層及壟斷資本服務的本質,與五十年前的殖民政府並無本質分別。

如果說五十年前的九龍騷動是迫使香港開展了解殖的進程,社會在跌跌碰碰當中產生了追求改革和自主的動力,漸次試圖擺脫殖民地的腐敗,那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統治集團的構成和社會的殖民體質並無改變。以至這幾年來在梁振英政府底下,昔日體制僅有的善治傳統更日漸崩壞,令人有今不如昔,舊殖民主比新殖民主還要優勝的感覺。50年九龍騷動輪迴的警號,正是指出香港解殖之路已經坍塌,香港還是一個未完成解殖的社會。

做更大的收買操縱滲透

當然,要今日特區政府當權的權貴公開承認騷動已經敲響了極為危險的警鐘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認定了,「解決」香港「失敗的解殖」與人們期望產生巨大落差的方法,就是去鞏固威權政體的強硬手腕,在社會各環節做更龐大的收買、操縱和滲透,以及訴諸恐懼而激發出來的保守主義,以期最大地發揮愚昧忠誠的動員力,壓止追求改革的聲音。

因為他們認為,「亂世」並不可怕,反而有利他們樹立威權主義。回顧五十年前,六六騷動最初的性質是挑戰殖民地政府威信,帶有本土自主反殖的性質,但六七暴動卻最終由於暴力恐怖主義蔓延,無辜者死傷甚眾,所以民眾反過來擁護殖民政府。暴動後,社會瀰漫「恐左」、「防左」及非政治化的氣氛,殖民政府因此得到喘息空間,把香港人暴動後的非政治化保守主義收納為支持自己的力量,安然渡過了殖民地政權在戰後的最大挑戰。

梁振英的鷹派政府,認定了香港人並無走出六七陰霾,所以放肆製造鬥爭和矛盾,孤注一擲,只怕你勇武抗爭不來,以期在民意反彈的浪潮中圖利。所以騷亂之後,他面不改容,還要誇大破壞程度,忘不迭地欽定那場一晚就結束了,第二天還立即繼續放煙花的「騷亂」為「暴動」級別,即時否決獨立調查的訴求,以掩人耳目。

不過,香港畢竟已不是五十年前的難民社會,只求安穩,不問是非。在這套掩耳盜鈴的保守主義反動大動員當中,「反暴力」的聲音固然震天價響,但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的民意也相當突出(自詡為中間溫和派的「新思維」所做的最新民調顯示有達四成二的受訪者對騷動「不同意但理解」),可見不少香港人並不因為反對訴諸暴力而盲目聽從「反暴大合唱」。

「暴動分子」高牆上譴責暴力

不過,誇大對「暴動」恐慌並未能騙取更大支持政府力量的其中一個原因,正是建制陣營當中原來就有那一批「六七暴動」的參與者,他們個人及他們所屬的親中左派團體,不單投身並且積極策劃四十九年前的那場暴動,做成廣泛得多的破壞,嚴重得多的死傷。論其規模和對市民當時生活帶來的震盪,年初一那場衝突,簡直望其背項。今天,這些「暴動分子」坐在建制高牆之上,嚴辭譴責暴力,卻對四十九年前那場城市恐怖主義災難顧左右而言他,聲聲不能相提並論。這又如何服眾?

有人說,歷史就如一部大書,充滿睿智和哲理。筆者卻認為,歷史猶如一隻唱片,充滿各種旋律和音調。而香港歷史,則是一隻「刮花」了不斷「跳線」的唱片,旋律不斷錯配,卻又不斷輪迴。當年的恐怖分子,今日是權力建制,在街頭是一套街頭道理,在廟堂則滿口官腔。這一批沒有了自己「上半生」的建制派,其實最為忌諱的正是香港五十年暴動的輪迴不可避免地揭出自己身上的歷史瘡疤。

在六七年暴動真相究竟如何的問題上,近年已有不少研究,可是歷史資料來源總是欠缺了左派內部的文獻。所以,對於當年左派「鬥委會」是否要對商台播音員林彬之死負責,一直是「你有你講,佢有佢講」。而左派也滿口寃屈,認為「香港左派亦都付出咗好多,香港左派亦都死好多」,於是一口拒絕要為當年引起的暴力傷亡事件道歉。

下一代可從楊光身上學到什麼?

究其實,林彬之死只是冰山一角。在主權移交前後,整個親中左派當年在六七暴動的角色和責任,有關方面都是避而不談。可是,當年的「鬥委會」主任楊光卻獲董建華授大紫荊勳章,死後又得林鄭月娥等高官嘉許讚揚,但對於他主持「鬥委會」的一段往績卻諱莫如深。究竟他是否香港的反殖英雄、反英抗暴的功臣?香港的下一代又可以從他身上學習什麼,並引為榜樣?這一切,都涉及香港可否建立自己道德規範的傳統,以垂後世,凝聚社群的大問題。

可是,特區權貴建制在它最需要樹立道德權威,以重建保守主義來防治民心思變,青年激進化的時候,它卻只乞靈於成王敗寇,既往不咎的霸道邏輯。他日起訴年初一騷動的「暴徒」時,他們大可聲稱自己效法五十年前工聯會、「鬥委會」的鬥爭精神,追隨楊光先生的榜樣。到時候,今天強烈譴責暴力的建制中的左派,又能準備哪一個道德故事來教育下一代呢?

六七暴動如台灣二二八

事實上,在某種意義來說,六七暴動猶如台灣的二二八。如果說二二八事件把台灣人從日本殖民結束後「回歸祖國」的高度期盼無情地粉碎了,但它並沒因為四十年的禁談二二八而退出台灣人的歷史記憶。反而,它被反覆地演譯和理解為台灣族群撕裂的一個歷史根源。那麼,香港六七暴動作為一個歷史的創傷,也絕不會因為在位者的主觀意願而會被遺忘,相反地,六七暴動箇中的糊塗情節,會不斷地成為香港社會不可癒合的瘡疤。九七主權移交不單沒有清理這個創傷,反更扭曲了原來被扭曲的歷史,中間所欠缺的正是所謂「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道歉賠償,實現正義。

二○一六年香港魚蛋騷動後,香港急切需要的是正視問題,是在危機當前重新整合高度分化、對抗和撕裂的社會。可是,香港並無道德力量或社會基礎去實現真正的「和解」,其中一個深層次的原因,正是因為香港的主權移交,並沒有真正實現由英國殖民轉向香港自治所必需的「轉型正義」,使社會重新出發邁向後殖民。而六六騷動和六七暴動長期的被延擱清理,理清所有涉事者們各自的歷史功罪,都只不過是殖民治術的翻版,以為「向前看」、「向錢看」,淡忘是非,莫論功過就可以大步向前。

歷史糊塗帳會回來復仇

然而,今年魚蛋騷亂所給香港的教訓正好說明,在新瓶舊酒的新舊殖民並存的體制底下,香港並沒有社會和政治基礎去維護一個堅實道德權威去實現反暴力的公民文化,因為只要我們還沒有對六七暴動、對楊光、對林彬等事與人有一套公允和符合正義和事實的說法,香港去殖歷史是是非非的糊塗帳就會回來復仇。無法撫平的傷口,又再淌血流膿,怨恨又再糾結,被掩埋的記憶又會再被翻開,無論你是否贊同暴力。

(原文載於2016年2月21日《明報》星期日生活。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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