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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會議與香港的命運 (文:蔡子強) (11:27)

有一個有趣題目,文章早已經寫好,但因為有其他更具時限性的時事題目,需先行刊出,所以一直被擱置一旁,直到今天才可拿出來跟讀者分享。

較早之前,一張海報,讓一套本來不會怎樣「juicy」的歷史電影,突然間成了網民熱話。

事緣,8月,由中國解放軍八一電影廠所拍攝的所謂「史詩式獻禮大片」《開羅宣言》,公布了一組4張的劇照,分別是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和毛澤東,遂引起輿論嘩然。參加開羅會議的明明是二戰中國戰區最高統帥蔣介石,為何突然變成了與這個歷史事件毫無關係的毛澤東?這不是為了配合中共聲稱他們是抗戰的中流砥柱的主旋律,而公然篡改歷史嗎?

連台灣國史館館長也忍不住開腔:「說毛澤東參加開羅會議,任何人都覺得很荒謬。」

據說網上點讚最高的一條評論是:「那宋美齡陪誰去的?黑蔣介石可以,但不能綠他啊!」

中國被肯定為「四強」之一

言歸正傳,那麼,究竟開羅會議是怎樣的一個會議?對中國又有何意義呢?

開羅會議於1943年11月22至26日召開,當時的戰爭形勢是:在歐洲戰區,5月,隆美爾率領的非洲軍團於突尼西亞投降,軸心國被逐出非洲;7月,納粹在庫斯克發動的城堡作戰失敗,從此蘇聯戰線的主導權落入紅軍手中,到11月連烏克蘭首府基輔也丟掉;9月,意大利宣布投降,三國軸心宣布解體。在太平洋戰區,早於上年的中途島戰役,美國已扭轉全面捱打的局面,1943年日軍陷入所羅門群島的消耗戰泥沼中,海軍進一步受創,尤其是航空部隊遭受無法恢復的損失,聯合艦隊的精神領袖,山本五十六更因座機被擊落而陣亡。簡而言之,軸心國在各線都敗像已呈。於是,除了討論下一階段盟軍的作戰方針之外,亦是時候開始討論戰後的各種安排。

二次大戰期間,盟國共召開了14次高峰會,這是唯一有中國領袖出席的一次,而同樣有趣的是,偏偏斯大林卻沒有出席,所以整場大戰期間,也沒有一張齊集中英美蘇四巨頭的照片。為何有這樣的情况呢?

羅斯福當時已經想到戰後亞洲新秩序的問題,故想扶植中國,成為親美的區域「一哥」,填補日本戰敗後留下的真空,穩定亞洲局勢,所以不理蘇聯的反對,堅持邀請蔣介石以盟國「四強」之一的姿態,出席這次開羅會議;但相反蘇聯,一方面因要為中共撐腰,另一方面,也想恢復1905年日俄戰爭前的地區版圖與形勢,建立蘇聯於東方的出海口,以及中蘇兩國間的緩衝地帶,因此借故避過出席該會議,以免給國際社會中蘇兩國平起平坐,以及斯大林肯定蔣介石的印象,有礙日後雙方攤牌。所以斯大林寧願在緊接開羅會議之後,於11月28日,與羅斯福與邱吉爾另開德黑蘭會議,不可謂不突兀。

政治上意義非凡

但就算斯大林沒有出席,蔣介石已大喜過望,並在11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乃余登外交舞台之第一幕也。」

會後中、英、美三國共同發表《開羅宣言》,重申將對日作戰直到日本無條件投降,要求日本歸還自一次大戰以來在太平洋地區侵佔的一切島嶼和領土,並特別要求日本把在中國佔領的所有領土,包括滿洲、台灣及澎湖群島歸還給中國。這不可謂不是中國在外交上的重大收穫,在政治上意義重大。

軍事上,中國軍方在開羅會議上提出,盟軍要在1944年底先嘗試光復香港和廣州,並同時轟炸台灣,然後再嘗試光復台灣,之後再嘗試光復上海,但這些作戰方案卻不獲美、英軍方所接受(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53頁)。

軍事和經濟收穫不大

但蔣介石與美、英兩巨頭最大的分歧,在於南北緬甸水陸夾攻作戰計劃方案上。蔣希望英海軍在海路上配合,取得孟加拉灣的制海權,配合國軍在陸路出擊,進行兩棲夾擊的大作戰,但邱吉爾對此卻反應冷淡。雙方的利益分歧在於:一方面,緬甸是中國當時唯一之國際出口,且生死攸關,因為滇緬路線是中國取得外援物資的生命線;但另一方面,邱吉爾則認為對日戰爭若要取得勝利,是要集中力量在海上封鎖日本的生命線,而不是分兵在遠隔重洋的東南亞叢林中惡戰,更不想把本來打算用在法國和意大利的登陸部隊和裝備,花在緬甸的登陸作戰上,更何况,緬甸人民更親日反英,且它也不是戰後大英帝國重建具有重大戰略價值的地方,所以更不值得消耗過多精力在緬甸身上。

經濟上,蔣介石早於1942年向美國取得5億美元的貸款,在開羅會議上又開口要求10億美元的貸款,說國內經濟危急,急需此筆貸款來穩定幣值,平抑國內物價,但羅斯福卻只予禮貌上的回應,最後無功而還。

所以,難怪蔣介石在11月30日的日記中便寫道:「(開羅會議)以政治之收穫第一,軍事次之,經濟又次之。」

但無論如何,正如蔣介石在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此乃為國家百年來外交上最大之成功。」

看到這裏,讀者可能已經不耐煩,文章標題是〈開羅會議與香港的命運〉,為何看了大半,仍未談到這個課題?對,關子也不能賣得太久,且踏入正題。

把香港改為國際自由港

開羅會議當中確實有一筆牽涉到香港。話說會議期間,在羅斯福與蔣介石兩人的一次會談中,羅建議,當從日本手上取回香港和大連,戰後把兩地改為國際自由港,對此蔣表示贊成。但因香港牽涉到英國的權益,而大連雖然與蘇聯權益無關,但為了美蘇戰後能友好合作,所以羅表示得與邱吉爾和斯大林分別再作磋商(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62頁)。所以,最後,會議中並沒有就香港問題作出任何決議,因此《開羅宣言》中也無有關香港的信息。

其實,蔣介石在11月14日的日記中更提到,早在夫人宋美齡訪美期間,與羅斯福會面時,羅早已提過這個自由港的建議。今次趁開羅會議有機會面對面見到蔣,羅遂再直接提出。

但這個私下建議,後來遭邱吉爾大力反對,他聲言大英帝國之任何疆域,戰後都不能列為託管之地,他對羅明言,在其有生之年,他也不會讓大英帝國解體,意味着完全不能接受放棄香港。羅逝世前幾天,仍託人轉告邱,如果邱不肯放棄香港,他將把此事訴諸英王及英國國會解決。但後來羅逝世,杜魯門繼任總統,他卻沒有堅持,事件也不了了之(見《開羅會議與中國》一書的64至65頁)。

所以,原來歷史上只差些小,開羅會議就會完全改寫了香港戰後的命運。

(本文主要參考自由吳思華等主編,中華民國外交部和政治大學人文中心,於2014年聯合出版的《開羅宣言的意義與影響》;以及1962年出版,梁敬錞所著《開羅會議與中國》這兩本書)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載於2015年10月29日明報觀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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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2015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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