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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裕周記】須待捲起千堆雪 (文:安裕) (14:27)

佔領運動一周年,香港社會最近這段時間湧現大量對這次開埠一百七十年以來影響最廣袤政治運動的回憶或回顧:有個人層次那月那日私密記事,有集體層次那時那刻決策判斷。姑勿論這些紀事是從哪一方面出發,無論於黃絲或藍絲,若對七十九天的回望僅是沉溺於一時一事或一人一物的糾纏,企圖在快餐文化氛圍下把時空高度壓縮從而得出誰勝誰負的所謂「結論」,到頭來只會落得粗疏失真,失卻太史公所言的「述往事以思來者」,墮入美國社會學者吉特林(Todd Gitlin)說的upheavals begin as surprises and end as cliches(動盪始於從天而降終失於陳腔濫調)。

與二○○三年的五十萬人上街相比,佔領運動的多元特質遠非反對基本法二十三條的單一議題,佔領運動牽涉的議程不僅是特首普選與政制改革,更有後九七香港社會意識形態的嬗變,以及影響深遠的香港往何處去的質問。於一個年齡世代與權力結構正處於轉折階段的社會,佔領運動在此一框架下所顯出的多元本質,不是五十萬人上街二十三條叫停後驟然失去運動目標般單一。正因為多元,佔領運動難以在結束之後的短暫時間與空間之內得出結論。當然,這不是說香港社會運動應該坐食山崩,在這一漫長的過程當中,社會力量依然生生不息,佔領運動的博弈從中獲致改變社會的參數,為將來更大的變革蓄儲動能。

佔領運動如果此刻匆匆定論,令人聯想四十年前的另一條軌迹: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保釣運動,短暫激情過後四分五裂,有人去北京有人回台北,有人嚮往新中國有人重返寶島革新保台。人來人往旅次匆匆之間,東海釣魚台棄之一隅,那末,到底這是一次保衛國土運動,抑或是在中共文革狂熱下對蔣家政權的唾棄而對中共政權的擁抱?到今天,類似討論仍然游走於新大陸及海峽兩岸。

倘是把佔領運動仍然定位政制改革爭論,這是只見樹本不見樹林。也許,在相當部分參與者心中,佔領運動要旨在於「特首直選」四字,事實上一年前風餐露宿睡在金鐘旺角的巿民唯一訴求便是如此樸素。然而結合當時以至今天香港的社會狀况,不難看出這些都是芸芸枝葉的其中之一。走上街頭的反彈源於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全面失衡,政治上「左」傾政策冒起,回歸初年的寬容空間大量佚失;經濟上高昂樓價房租令年輕一代對特區政府是否有效管治失去信心;社會上忘乎所以高速發展的二次開山填海帶來不是機遇而是剷平城巿回憶。職是之故,佔領運動實是年輕人由頂至踵的自我更新期許,這一點若無法清晰確認,便會跌入二元窠臼,傳統派的流於對一切歌功頌德,修正學派的對蠅頭小事挑剔責難。

易流於傳統派與修正派史觀

事件的歷史定位確實需要沉澱,但是過程之中蘊含巨大危機,隨時出現翻手為雲覆手為雨的截然相反結論。短暫的歷史關進冷藏庫,時空差別之際,另一種意識形態悄悄興起,到後來發展成足以扭轉事件初衷的集體認知,這不免令人想起七十年代尼克遜下台及其之後的連串事態。如若抽離共和民主兩黨爭議的政治背景,必能看到時代嬗變對歷史評說的極端影響,說明時空易位對歷史總結的困惑。一九七三年,尼克遜政府因為水門案醜聞陣腳大亂,同年十月,副總統艾格紐(Spiro Agnew)突然辭職,根據美國憲法,美利堅合眾國不能沒有副總統,儘管副總統在美國憲制權力結構入於「展覽品」一類,展示作用多於功能作用。尼克遜根據憲法修正案第二十五條,直接任命眾議院少數黨領袖福特(Gerald Ford)擔任副總統。美國上下對此嘩然,但震動全國是一年後的一九七四年八月九日,尼克遜辭職,福特接任總統。這是研究美國憲法相當有意思的一節,福特是美國歷史上唯一不是由選舉產生的總統及副總統。總統未經選舉產生為數不少,例子之一是甘迺迪遇弒身亡,副總統詹森不經選舉直接登大寶,但至少詹森是在一九六○年經過選舉產生的副總統。

一九七四年的一段美國舊史

更大的嘩然發生在一九七四年九月八日,亦即福特擔任總統後僅三十天,他發出總統命令四三一一號,以總統特赦令無條件赦免尼克遜在任內可能犯下的一切刑罪。剛從反戰氛圍喘過氣來的美國無法接受這一決定,用今天的話來說,尼克遜分明與福特私相授受,以副總統甚至總統權位換取免於刑責。福特是耶魯大學法學院畢業生,年輕時愛打美式足球,是校隊成員,特赦宣布之後,政治評論家謔而更虐的說他打球時「撞壞了頭」。福特從此人格降級,一九七五年深冬到訪中國,以當時的國際政治來說是一樁大事,但美國傳媒對人格已失的總統嗤之以鼻,變了一宗可有可無的消息。一九七六年大選,福特出馬角逐連任,美國選民對他特赦尼克遜無法接受,寧願給一個毫無聯邦管治經驗但形象清新的南部「鄉下佬」卡特入住白宮,以泄心頭之氣。

歷史就這樣塵封三十年,沒有人討論福特的白宮生涯。然而就在這三十年美國出現巨大變化,一九八○年大選,保守派的列根大戰勝卡特殺入白宮,八年後老布殊再下一城,十二年的保守主義建構成至今顛撲不破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美國一切都變了,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藍色的共和黨版圖跨過阿伯拉罕山脈橫掃中西部,再南下佛羅里達,民主黨的克林頓變成溫和民主黨人其實是真正的共和黨;之後小布殊再來八年,總保守化從此改變美國。二○○六年,福特去世,三十年人間扭轉一切,三十年前狠批福特的《紐約時報》給予極高評價,當年幾乎與福特不共戴天的參議員愛德華甘迺迪在福特去世前曾說,「從現在看,總統那時是對的」(and now we see that President Ford was right)。

歷史的「現在」和「從前」的弔詭

三十年前的私相授受變成三十年後的「為了國家」,福特的定論說明歷史確是有着「現在」和「從前」的弔詭質疑。出現這一情况不是偶然,美國社會沒有在福特發出特赦令之後持續討論事件,而是出於討厭之情把這從此束之高閣,任由外界的保守高溫把處於靜止狀態的事件慢烤成泛道德化,以「人皆有之」的泛道德主義處理牽涉總統是否涉嫌以官職換取特赦的論爭。香港佔領運動如今面臨的就是類如情况的悖論——過於急促為佔領定論,未能在更廣闊的社會事務光譜上鑑定,連六七暴動之後港英殖民地政府重新檢視除了政治因素導致暴動、有否社會情景這一更重要的背景的做法亦付之闕如。如此,佔領運動極可能得出的結論是泛民一方的政府打壓、建制一派的社會動亂,政治上各取所需,倒過來失去真正檢視佔領運動因何而來因何而止的黃金機會,浪費了香港社會自行體檢自我修正的絕佳時機。

歷史清明 耳目必也清明

誠然,人們在一周年之際絕對可以反思佔領運動的紅黃藍綠各方,或者這當中的出發點是懼怕一旦失去對七十九天的記憶便會失去自己。若係如此,香港這個城巿確是難以閱讀,一場延綿七十九天的圍城運動如果無法在七百萬巿民心中留下記念教訓,則這個城巿就不值愛護。遠的不說,中共文革十年浩劫之後,雖云中共對毛澤東功過評說是「功大於過」,但由此大量湧現的傷痕文學,在療傷過程讓八億人民汲取在政治運動中被權力擺佈的非人性教訓,從此耳目清明,心中有數。香港社會對佔領七十九日的歷程,不可能失去記憶,只是由於各人身處位置只能看到運動的某一維度,無法得窺全部,其他的一點一滴則須待長年持續的討論,不言放棄的後續跟進,等到一天狂飈終於吹去滿天迷霧,輪廓清晰如昔,就如吉特林回顧美國學運的力作書名The Sixties: Years of Hope, Days of Rage(希望的年頭,憤懣的日子),希望與憤懣有主有客有先有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才是真正的歷史。

(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原文刊於《明報》星期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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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ed by 明報即時新聞 on Sunday, September 27,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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