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不及在我的專欄講的7句話，請大家代我表白：
一、多謝所有關心我的人，包括傳媒、政界和學界的讀者、朋友、同事、同文，以及一些素未謀面的中外人士。不少人替我感到不平，我都心領，但希望大家節怒。我其實不難過，反而感謝《信報》讓我斷斷續續佔用它的版面整整25年；我在信報寫評論，是從1991年開始的，到今天剛好四分之一世紀。97之後，特別是在這幾年的氣候裏，報紙還容忍我在專欄裏「大放厥詞」直到上周，想必是有人替我擋了很多風風雨雨，所以儘管今天要封筆了，我還是心懷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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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讀理科出身，文字工作非我本能，書寫從來都十分吃力，不像莫札特作曲那麼量大質高。近幾年每周兩篇各4000字左右的文章，從構思、查找資料到成文，總得花我5個以上的工作天、每天起碼十三四個小時；遇上要出門遠行，更會事先選好日子，算準在舟車上可拿着平板揮指疾書的小時數，甚至搞清楚了能否在轉機空檔裏用機場的Wi-Fi把稿件送出，然後才訂旅票，所以絕少脫期。如是者多年，着實辛苦，所以，收到《信報》的停筆通知的時候，主要是覺得如釋重負。
三、天下無不散的筵席。2004年我給特府中央政策組辭退，自我流放海外；07年，當時新的《信報》高層力邀我回巢當主筆，我考慮了幾個月，終於答應，但講明只做兩年。2010年初約滿離任，我到日本教學，承諾不定期替《信報》寫專欄。2013年初，《信報》高層跟我說，希望我寫多些，我鑑於時局需要，答允了，還辭去日本的教席，專心寫作。同年夏天，《信報》一連串「大地震」，至去年年中，連MD也去職；同時，我也聽到我的專欄也快要抽起的說法。今年3月底，《信報》通知我，因為經營困難，給我的潤筆要一下子減少約六成，專欄則還可以繼續。我與《信報》榮辱與共許多年，對此完全不介意。上周五，總編輯以電郵告訴我：改版停欄。為什麼？
四、佔運之後，我同情年輕人，在我的文章裏支持他們提出任何關於2047香港二次前途問題的主張。採取這個態度，連一些朋友也不諒解，其實我的出發點很簡單，就是在年輕人提出激進觀點之時，希望幫助抵擋來自政權的打壓和一些不盡公正的指摘。例如有些新興團體主張港獨，一旦遭到政權對付，危險不會止於失去參選權，更會涉及人身自由與安危。我為此苦思之後，抽象繼承了台灣政治運動裏的「法理台獨」概念，向主張港獨的朋友們提出「法理港獨」之說，即只在一般理解的現行香港法律制約和法治框架下提倡和宣傳港獨。此說所包含的運作空間，在未來30年裏極可能都夠用，而且那樣提倡比較安全，政權較難找到藉口打壓倡議者、分化社運、分裂社會。我認為為免社運蒙受不必要的損失，不宜提倡港獨，要提倡的話，只能是「法理港獨」。
五、「法理港獨」對倡議者比較安全而信息所含的業力不減，結果只能導致政權更深度不安。介紹和分析這個概念的文章，上星期一在我的《信報》專欄刊出，明顯觸及了政權的一根脆弱底線。
六、佔領後期，我向社運界提出「暴力邊沿論」，給暴力設一個不自觸的上限，是同一用意。社運人堅定而和平地逼近、踏進權力的底線，當權者不退讓就只有施暴，從而喪失管治的合法性，種下自身滅亡的種子。這是一個與公民抗命同理的概念。社運人不可能提倡積極暴力，去盡也只能當政權暴力的積極受害者。今天，民主回歸及和理非非已無法繼續支撐整個社運，需要修正，「法理港獨」與「暴力邊沿論」就是兩條新的紅線，再要踰越必須是另一種情況之下──但願那種情況永遠不會出現！
七、我不同意「言論自由已死」的一類說法。自由屬於人的本性需求，外力打壓，僅僅是增加了行使自由的代價；莊子早已對自由的這種本體存在作了充分論述。人性裏的其他正義因素，都是因為摻和了自由，成為了所謂的「氣」，燦爛流溢：「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位以尊；三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活在暗色黃昏，依然侃侃地講人權、法治、民主這三綱，因為在我們的人性基因裏，自由在不息躁動、吶喊。
二零一六年七月三十一日
於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