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大多數香港市民一樣，我亦是公營醫療機構的服務使用者，亦深感本港醫療制度的問題眾多。其中最明顯的是公立醫生嚴重不足（我需要每18個月才能見骨科醫生一次，且每次不超過10分鐘，其中8分鐘是醫生輸資料入電腦的時間），且我亦會有機會受醫生專業失德或失誤影響，故亦希望一旦不幸遇上事故時，能投訴有門，且不需要受苦候偵訊結果的折磨。
然而，企圖解決問題時，必須仔細對症下藥，切忌藥石亂投，以致藥是用了，心理上暫時得安慰了，病卻未能好轉，錯過了真正的治療！
同一種藥 隨時間轉變或不再有效
同一種藥，以前有效，惟隨着時間環境轉變，今日可能不再有效。例如今日的病菌抗藥性增加，以前有效的抗生素，今日未必再有效。如果刻舟求劍，只會延誤療程，加深病况。
行政首長（總督或特首）必然成為公營大學的校監，以前並無問題，但因梁特首有權用盡，今日已有大量聲音質疑特首應否必然成為大學校監。同樣，遠早於梁振英就任特首之前已有的「哈佛醫護改革報告」和中大醫學院的提議，當時是沒問題的，惟今天，當我們醒覺特首（不止是梁振英，開了先例，日後之特首會仿效）的委任職能，原來已由名義上或禮節性職能，轉變實質性職能。上述兩大機構的提議，今日便需要小心考慮了。
我和大多數香港市民，都跟曾志豪一樣，不相信張崇德和病人組織會出賣香港人利益；惟我卻擔心政府利用了張先生和病人組織因過往不愉快經驗，急於解決問題的心態，病急亂投藥，而乘機推行其背後秘密目的。
雖然，若政府計劃降低醫生入職門檻，必須先修改醫生註冊條例；可是，醫委會一旦被政府操控，卻可發揮建議修改法例之旗手作用。而一旦有了修改法例建議，在功能組別選舉制度下，要在立法會通過法案，真是易如反掌。
當然，我們不應該因為不信任低認受性的政府而什麼也不做，任由不理想的情况繼續；惟我們亦應思考清楚，今日的修例，是否真能解決問題。
我們要在維護專業自主、專業尊嚴與防止專業獨裁之間取得平衡。既然在電視節目《講清講楚》中，醫委會初級偵訊委員會主席亦不諱言同時增加4名醫生委員並無不可，只是戲稱此舉有如小孩「扭計」，則我實看不出為何政府不自己提出修訂，讓醫委會再增加4名醫生委員。
除去盲點 才可真正解決問題
要增加公營醫生之供應，長遠而言應盡快增加每年大學醫生培訓名額，必要時可增設第三所醫學院，而非降低入職門檻，損害醫療質素。要加快懷疑醫生專業失德失誤之偵訊，應修改法例，可同時成立多個初級偵訊委員會，且必須要有多些醫生參與研訊，並增加醫委會之行政資源，才能成事。
今政府一意孤行，是因為要暗中鋪路，引入國內醫生？還是如曾鈺成主席所言，程序上只能把法案推倒重來？看來，若今屆立法會未能通過法案，未嘗不是好事，可以讓政府、病人組織和醫生組織重新思考問題，除去盲點，才可以真正解決問題。
（觀點版編者按：曾志豪文章刊7月8日《明報》）
（原文載於2016年7月15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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