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醫醫相衛」為推銷醫生註冊修訂條例的主要論點，市民聽起來十分受落。醫療質素欠佳個案時有所聞，市民很容易相信醫委會內存在着有「自己人包庇自己人」。但是，如果看清楚事實，醫委會聆訊近似法律程序，根本沒有空間去「醫醫相衛」，出問題的反而是聆訊的運作千瘡百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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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崇德夫婦的個案，讓人感到不公義。而細心分析此案，有助明白醫委會錯在何處。他們的兒子出生時因醫療事故而不幸夭折，他們向醫委會投訴，才發現噩夢剛剛開始。除了投訴手續繁複，要拿齊有關醫療檔案已經不易。而要投訴成立，必須有資深醫生為其撰寫醫療報告，指正被告醫生錯在何處。但是，要找一個稱職的資深醫生願意近乎無償地參與幾天的聆訊，是談何容易！由於這些困難，投訴被把關的初級偵訊委員會因證據不夠而不再處理。幸好他們鍥而不捨，再經法庭訴訟蒐證，才令醫委會再展開聆訊。最後，聆訊有了公正的裁決，歷時9年。
但是，這案件有出現「醫醫相衛」嗎？當案件最終進行聆訊，被告醫生被裁定專業失德判了停牌。其實，醫委會聆訊和法庭審判一樣嚴謹，檢控官是律政司的高級律師，被告醫生可以由律師代表。而且，聆訊一定有一名非醫生委員。判刑是要按往例去做，有法律顧問提供意見，不是任意判的。加上要所有參與委員像陪審團那樣投票，所以不可能有偏私。如果不同意判辭，有權向法庭上訴。這一切運作嚴謹，根本沒有空間進行「醫醫相衛」。
修訂條例沒有處理問題
張氏個案的問題出在兩點。一、醫委會聆訊效率差劣，由投訴到聆訊要等5年。二、投訴程序極度繁複，尤其在蒐證方面更難。這案件也完全突顯了醫委會的問題何在。聆訊效率差劣，乃由於幾個樽頸。要知道，處理投訴第一步，要先由「初偵會」主席研究證據是否足夠成案，最後只有四分之一投訴會進行聆訊。現在，醫委會積壓案件達900多宗，「初偵會」這關也要17個月才能闖得過。「初偵會」主席為一個義工，正職是一個工作繁忙的醫生，要抽時間為案件抽絲剝繭地看文件，費時不言而喻。同時間，醫委會沒有一個律師坐鎮，要每年花費400萬元聘用大律師做兼職法律顧問，實在難以在法律蒐證工作上提升效率。
梁振英政府向市民說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能改善聆訊效率，但是條文完全沒有處理上述兩點。事實上，聆訊一定要由多名醫生委員參與，而非醫生委員只需一名，因此只委任非醫生而不加醫生，是無法加快效率的。政府實在是指鹿為馬，委任4個非醫生乃項莊舞劍，志在日後夠票去操控醫學界。
要立刻改善醫委會聆訊效率並不困難。首先，政府要將「初偵會」主席和法律顧問改為受薪全職，好讓他們能夠全時間處理投訴個案。其次，「初偵會」要把適合的個案先嘗試調解。同時，醫生已經「認罪」而且又傷害性低的個案（如用錯名銜、自我宣傳），既然定罪後判刑也是出信譴責，應以「快速聆訊」去處理。如果長龍因此能縮短，真正需要聆訊個案的輪候時間有望大減。
政府大談「醫醫相衛」，對醫患關係製造了嚴重的傷害。醫生為病人醫病，除了落藥和施手術，醫患間的信任和溝通，對治療的成效有莫大的影響，這就是醫患關係（doctor-patient relationship）。有研究指出，醫患關係不好，醫生對病人說的話便喪失了治療作用，一旦病人懷疑醫生用心，對病情更有影響。隨着這條例被報道，坊間便一直有着「醫醫相衛」的論述，把醫療失誤說成與此有關。在選舉年，有議員甚至主力將醫生妖魔化，把醫療機構說成黑幕重重。惟事實就是，審訊醫生失德涉及的法律程序是公正的，出問題乃官僚欠效率和一個只懂「呃人」的政府。另一方面，政府這樣的手段，令醫生對政府的信任蕩然無存。醫療改革迫在眉睫，官醫卻如此地對立，改革又怎可能成事？梁振英政府以為將醫患關係搞差，便能「霸狼硬上弓」地達到政治目的，實際上乃愚不可及。
作者是醫生、醫務委員會委員
（原文載於2016年7月4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