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前林榮基得到香港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的幫助招開記者招待會，銅鑼灣書店事件又引起香港部分傳媒的關注。有人認為，這是香港回歸以來的重大政治性事件，破壞一國兩制。內地還有律師致函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根據憲法的規定啟動調查。筆者不認為啟動調查是必要的，這是一起無法迴避的法律性事件，現從關心此案者的角度分析有關法律問題如下。
不可能不對犯罪行為作鬥爭
關於是否小題大做。有人以為銅鑼灣書店事件只是出版一兩本書、在內地郵寄若干本書的問題，內地沒有理由對此大動干戈，這可能是誤解、誤判。據香港的老市民說，銅鑼灣書店是「老字號」，是世界反共、反華書籍的集散地。所謂集散地，就是世界收集到的反共、反華的材料，經過一定的加工，就會集中到該書店出版，然後又銷往內地、港澳台和各國華人世界，以達到影響乃至破壞內地國家安全和政權的目的。對此進行鬥爭，是《刑法》第2條規定的「刑法的任務」。從刑法學理上說，此類犯罪行為有的發生在外國、有的在港澳台、有的在內地。在刑法第6條第3款看來：「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中國要建立法治國家，不可能不對這種長期的、連續的犯罪行為依法作鬥爭。任何國家都很難例外。所例外者，只是鬥爭的方式和時間而已。
犯罪在中國發生 內地刑罰就可處理
銅鑼灣書店犯了內地什麼罪？銅鑼灣書店是在香港註冊的有限公司，按照刑法理論，是單位犯罪和個人犯罪的問題，可以採取「兩罰」原則，對單位判處罰金，對主管和責任人員判處刑罰。對單位犯罪，由於受到地域管轄的限制，內地似乎無法處理；但對個人犯罪，不管是中國公民，還是外國公民，只要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在中國發生，內地刑罰就可以處理（刑法第6條第3款）。銅鑼灣書店出版的有關書籍，觸犯了《出版管理條例》第25條有關禁止某些書籍出版的規定，刑法有相應的懲處。這裏包括但不限於刑法第225條的非法經營罪，第246條的誹謗罪，第282條第1款、第2款的非法獲取、非法持有國家機密罪等罪行。由於篇幅所限，有關法律條文不再引述。銅鑼灣書店出版圖書種類很多，觸犯的刑法條文也未能在此窮舉。
涉案人員被抓獲或投案的途徑。據香港媒體報道，銅鑼灣書店有5人被抓獲或投案。其中呂波、張志平、林榮基3人在內地被抓獲，《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拘傳、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其中林榮基自稱被監視居住，其餘情况不明。銅鑼灣書店的股東桂民海，媒體透露曾在寧波觸犯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後出逃，自國外自首投案。按刑法第67條的規定，自首犯可以減輕或者從輕處罰。對銅鑼灣書店案，桂民海有什麼自首情節，有關媒體沒有透露，不得而知，不敢妄言。對於李波，香港有傳媒說是內地跨境執法，進行綁架，恐與事實不符。查《國家安全法》第11條規定「公民……有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和義務」；第77條第4項規定公民應當「為國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條件或者其他協助」；第5項規定公民應當「向國家安全機關、公安機關和有關軍事機關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協助」。李波可能是經過說服，自願回去的。在有不同說法存在的情况下，本人的說法是直接的，別人的說法是間接的，直接的說法更為可信。
倘監視居住改取保候審 就沒超期限
為何由寧波市管轄？除桂民海外，銅鑼灣書店的有關人員都是廣東人。林榮基說是在寧波被監視居住的。有人認為，上回李波事件，由廣東省答覆特區政府，現在怎麼跑到寧波了，有些詫異。其實，這是正常的。案中桂民海是銅鑼灣書店負責人，是主犯，但他曾觸犯交通肇事罪，犯罪地在寧波。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第25條又規定「幾個同級人民法院都有權管轄的案件，由最初受理的人民法院審判。在必要的時候，可以移送主要犯罪地的人民法院審判」。從交通肇事罪犯罪地和最初受理地的要求看，由寧波市管轄是常規的處理。
為何對林榮基監視居住超過6個月？刑事訴訟法第77條規定「監視居住最長不得超過6個月」。林榮基說，他被監視居住8個月，從表面上看，超過了法定期限。其中原因，語焉不詳，也有可能是將監視居住改為取保候審。該條規定「取保候審最長不得超過12個月」。如果在監視居住期間，改為取保候審，就沒有超過法定期限。實際上，監視居住和取保候審，都是逮捕前的強制措施，進行轉換並不困難。如經過轉換，就不是越權。到底是屬於什麼情况，也許林榮基的女朋友知道內情。對如此明顯的「越權」行為，林榮基可能只說了部分真相。
為何沒有通知林榮基家屬？刑事訴訟法第73條第2款規定「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的，除無法通知的以外，應當在執行監視居住後24小時以內，通知被監視居住人的家屬」。銅鑼灣書店各人的情况似有不同，桂民海在香港好像沒有家屬，其他人是犯罪嫌疑人自己打電話通知在香港的家屬，有的家屬還向香港警方報案，只有林榮基自己說家屬沒有獲得通知。據香港媒體披露，是他自己不想通知家人，並簽名放棄該權利。其實，兩地已經簽署了通報機制，內地只要通知香港警方，也就了事。但案中主犯、非主犯理應一起通知，但銅鑼灣書店主人有特殊性，由嫌疑人自己通知家屬，在道理上不能視為更不文明。對此，行政長官已上書中央，公安部也已覆函，將邀請港方派團協商。
在內地犯法港人對聘律師有顧慮
為何沒有聘請律師？刑事訴訟法第33條第1款規定「犯罪嫌疑人自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在偵查期間，只能委託律師作為辯護人」。銅鑼灣書店諸人之中，目前可以確定的只是林榮基沒有委託律師。一般而言，在內地觸犯刑律的港人對聘請律師有兩個顧慮：一是費用，內地律師對港人的收費還不規範，經濟能力有限的港人怕請不起律師；二是擔心保密問題。「辯護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的委託人的有關情况和信息，有權予以保密」，刑事訴訟法第46條對此有明確規定，但這是就普通案件而言的。該條還要求，律師對「在執業活動中知悉委託人或者其他人，準備或者正在實施危害國家安全、公共安全以及嚴重危害他人人身安全的犯罪的，應當及時告知司法機關」。有的委託人擔心律師將有關情况報告司法機關，就不請了。另一方面，有的律師怕不能及時告知司法機關，不能阻止有關犯罪，自己也有責任，也不大願意承接涉及國家安全的業務。
兩地應建立刑事司法協助
最後是銅鑼灣書店及有關人等的行為在香港是否犯法。在此需要提到1951年11月九龍東頭村火災，有一萬多災民，無家可歸。當時粵省、穗市擬協助救災，並組成慰問團在1952年3月1日到港，香港有群眾到羅湖迎接。但港英當局通告禁止。迎接慰問團的負責人莫應溎，向在尖沙嘴車站迎候的群眾說明，引發不滿和衝突，警方彈壓抓捕，有18人被判刑，莫應溎等12人被遞解出境。事發後，《人民日報》3月4日發表短評，警告港英當局。翌日，《大公報》全文轉載該短評，並刊載粵穗慰問團的聲明和英殖民地大臣在下議院發表的談話。3月20日，港英當局以煽動罪為名，查封大公報，起訴其負責人。5月5日費彜民等人被判有罪，大公報停刊半年。在上訴時，停刊令停止執行，其餘照舊。
與費彜民案中大公報轉載人民日報短評相比較，銅鑼灣書店案顯然嚴重得多。當時的在單行條例規定的煽動罪已被合併為《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的「煽動意圖」和第10條的「罪行」。如當年費彜民等人都被判煽動罪，則在一國兩制下的銅鑼灣書店及有關人等沒有理由沒有觸犯刑律。兩地應當建立有關的刑事司法協助處理。
作者是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深圳大學基本法研究中心教授
（原文載於2016年7月2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