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全民公投脫離歐盟，結果轟動全球，引來各方議論紛紛。英國與歐洲的關係是否因此四分五裂、難以彌補？英國本土不但出現了不同性別、年齡、學歷、階層及宗教信仰者的巨大立場差異，蘇格蘭、北愛爾蘭、威爾斯和直布羅陀等更有立場迥異者醞釀脫離英國，至於歐洲大陸各國諸如意大利、法國、瑞典及奧地利等，亦湧現一股效法英國、脫離歐盟的舉動，顯示英國的脫歐行動，很可能產生骨牌效應。
其他文章：【迷你倉奪命火】果欄：什麼英雄什麼專家（文：阿果）
歐洲長期分裂不斷
必須指出的是，當前英國脫歐的舉動，在歐洲歷史上說，並非什麼新鮮事物，因為歐洲長期以來總是分裂不斷。遠古年代不談，就算是16至20世紀時，就有比利時分裂出荷蘭、挪威分裂出瑞典、英國分裂出愛爾蘭等，近年則有蘇格蘭長期欲分裂於英國和加泰隆尼亞欲脫離西班牙等，可見歐洲的分裂力量十分巨大。
回顧歐盟的創立，可謂歷盡艱辛曲折。最初，法國大文豪雨果有鑑於歐洲城邦林立，彼此間戰爭不斷，所以於19世紀40年代提出了「歐聯邦」（United States of Europe）的理想，但遭冷待，被指為浪漫理想主義者，所以19世紀末葉至20世紀中，歐洲多因攻城掠地而爭戰頻仍。在經歷二次世界大戰後，英法德三國領袖乃痛定思痛，徹底領悟到大家應該聯合在一起，利用貿易、工作、民心和生活等不同層面的互通，加強彼此間的依存，結成命運共同體，從而減少分裂和戰亂。一代名相邱吉爾所說的「口水戰總好過兵戎相見」（to jaw-jaw is always better than to war-war）更成為促使各方求同存異（註1）、共商聯合的指導思想，然後在經歷多番談判後於20世紀90年代以竟成功。
簡單而言，歐盟的成立經歷了6個里程碑。其一是1949年創立歐洲議會（Council of Europe），藉以處理美國援助和戰後重建。其二是1950年提出了舒曼計劃，藉以發展重工業，促成了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創立。其三是1957年簽署了《羅馬條約》，令各國在歐洲煤鋼共同體的基礎上增加合作，然後有了經濟合作發展組織。其四是1979年建立歐洲金融體系，尤其創立了歐洲貨幣單位，為日後創立歐元提供重要指標。其五是1992年簽署《馬城條約》，確立了歐洲聯盟的格局，並確立了歐盟各國無論在外交、國家安全、司法及內政方面的共同綱領，貨幣統一亦提上了議程。其六是1997年訂定了《阿姆斯特丹條約》，為發行歐元制定貨幣聯盟之公共財政紀律。
簡單來說，戰後歐洲的重建，既着眼於息爭止戰，亦注重尋求互利合作，締結共同體，為商業貿易、資本互通，以及民間往來掃除障礙，則成為了重建與發展的主旋律。其過程雖然曾面對不少阻力，產生諸多問題，但各國領導人鍥而不捨的精神與努力，最終實現了理想，令原來四分五裂、常有衝突的歐洲，終於可以打破千百年來的廝殺頻頻、戰火不斷，享受持久的和平，無論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科技等，獲得了前所未見的良好發展。
歐洲「分乃得安」 中華民族「合甚自然」
可惜，這大一統的局面只維持短短的20多年（以歐盟成立計算），歐債危機時更湧現了嚴重的矛盾，其中又以希臘一度威脅脫歐投俄最受注目，令歐洲各國的猜忌表面化，裂痕擴大，但真正付之實際行動的，當屬英國公投脫歐了。不少人更預測，英國只是先行一步而已，跟隨者將陸續有來。
歐洲歷經半個世紀艱苦努力才能走在一起的由分而合成果，只在短暫共聚即出現分裂的現象，其背後原因值得日後深入探討，當前則令我們想到國學大師梁漱溟在探討中歐文化異同時提及的核心問題——歐洲各國的民族「總因為他們合起來似甚勉強，必分乃得安」，與中華民族總覺得「合甚自然，分之則不安」呈現了巨大差異。儘管自晚清以還諸如梁啟超等學者，已提出了眾多如山川地理、語言文字、民族制度等眾多因素差異的解釋，但應以文化基因的不同，導致彼此對分合看法差異最為突出，而宗教信仰則可說是文化基因的內核，用梁漱溟的話是「文化都是以宗教作中心而發展」（註2）。
扼要地說，歐洲社會大多信奉一神宗教，視本身宗教以外的宗教為異端，並將個人獲得神的救贖、得享永生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上。中國社會受孔孟教化，「敬鬼神而遠之」，視延續血脈為「永生」，個人只是家族中延續血脈的一環而已，尤其強調百子千孫，令中國成為全球人口最多的國家，錢穆因而說「兒女的生命裏便保留了父母生命之傳統，子孫的生命裏便保留了祖先生命之傳統」（註3），而黃仁宇更一針見血地指：「中國人在血緣關係裏獲得永生。」（註4）反映大家對人生終極追求的截然不同，令其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
梁漱溟進一步指出，由於文化和宗教信仰有別，歐洲人強調集體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平等，因而由宗教統合社會，並走上以法律約束行為之路。而靠法律約束行為者，自然要在權利義務上界定得清清楚楚，互不相擾，因而容易為了維護一己權利而爭鬥，產生分裂。中國人以倫理代宗教，重視家族生活，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親疏有別，因而由倫理統合社會，並走上以禮俗約束行為之路。而靠禮俗約束行為者，則要淳厚風俗，強調彼此好好相處，講求謙讓包容與和諧。所以梁漱溟將中國文化稱為「無兵的文化」，意思是沒歐洲文化般因維護一己之利而爭鬥，產生分裂，其結論是「中國總是化異為同，自分而合……西洋卻不盡然，寧見其由合而分，好像務於分而不務於合」（註5）。
政治體制非放諸四海皆準
香港中西文化混合，一直盡取兩者之長，惟近年則總有一股強調全盤採納西方制度的呼聲——尤以爭取民主為甚。但如果細看中歐文化基因的巨大差異，更不要說其他諸如地理環境和歷史前進軌迹等千差萬別，則不難看到，若然將西方制度照單全收，帶來的諸多陷阱或問題，應不容低估。畢竟，政治體制並非如自然科學定律般，可以放諸四海皆準，而是一方水土一方情，所以不應一廂情願地以為，在人家文化環境下運作良好的一套制度，全盤移植便能在我們文化環境下發揮同樣效果，說明需按本身社會實况與文化底蘊作出調適，去蕪存菁必不可少。至於如西方社會般以號召公投、高舉自決為政治鬥爭手段，則尤其與中國文化格格不入。這樣做的結果，輕則給社會造成嚴重撕裂，重則引來災難性後果，為政議政及社會大眾實在不可不察。
註1：Healey, N. M., 1995, "From the Treaty of Rome to Maastrich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in Healey, N. M.（ed.）The Economics of the New Europe: From Community to Union, p.1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註2：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台北：正中書局，1963），頁307至308
註3：錢穆，《靈魂與心》（台北：蘭台出版社，2001），頁10
註4：黃仁宇，《資本主義與廿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頁142
註5：梁漱溟，頁311
作者鄭宏泰是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助理所長，陸觀豪是退休銀行家、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名譽研究員
（原文載於2016年6月28日《明報》觀點版。文章為作者觀點，不代表《明報》立場）